奉俊昊的电影《寄生虫》因突出了分裂韩国社会的阶级分歧而受到赞扬。但它对工人阶级生活的描绘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弊病，即不断寻找工作损害了我们人类的基本尊严。

奉俊昊的电影《寄生虫》5月份在韩国南部上映后，10月份登陆美国各大影院，在影评人和观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获得金棕榈奖与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之后，该片仅在韩国就售出了1000多万张电影票，成为韩国2019年第四大最畅销电影。(译者注：本文写于2019年11月。2020年北京时间2月10日上午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寄生虫》揽获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国际影片奖四座大奖。)

《寄生虫》是导演奉俊昊的第七部电影，也是他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部电影，全球总票房超过1.2亿美元。这位导演的电影中经常出现反抗压迫的边缘人物，如《绑架门口狗》、《汉江怪物》，以及最近的《雪国列车》。而观众们称这部《寄生虫》是对韩国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清晰而直接的批判。

人们认为这部电影是反映以下事实的寓言故事——这个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的阶级不平等现象猖獗，人们对社会阶层固化感到沮丧。艾琳·琼斯（Eileen Jones）在《雅各宾》上撰文赞扬了《寄生虫》超越了简单的寓言式的暗讽，认为这个故事“把一个底层家庭抓住机会的经历具体化，深深地戳中的观众的心。”

《纽约时报》的编辑布莱恩·X·陈（Brian X. Chen）形容这部电影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对抗”，并解释了金氏家族在电影中所进行的骗局，是对一个旨在确保只有富人才能成功的社会“苦涩和沮丧”的报复。电影评论家斯科特·门德尔松(Scott Mendelson)称这部电影是对富人生活的“残酷的社会批判”，富人的优越的生活依赖于未被认可的下层阶级的劳动，而后者“几乎负担不起在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文明中生活所需的花费”。

《寄生虫》中金氏家族和朴氏家族的遭遇，确实是韩国社会阶级对立的一个相当明显的隐喻。但如果只关注物质财富，就有可能忽视一个隐藏在奉俊昊电影中的更微妙、更具毁灭性的批评：随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由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日益严峻的状况而变得更加岌岌可危，寄生虫们实际上还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尊严、自尊和社会地位。

还不完的账单

金家四口人生活在逼仄的半地下室中，靠叠披萨盒这样的临时工作为生。

首先,情节。在《寄生虫》中，一个贫穷的首尔工薪阶层家庭金氏家族通过一系列巧妙的骗局跟富人世界有了交集。这个家庭的儿子，基宇得到了为首尔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儿进行辅导的报酬丰厚的工作。然而，基宇面临着他没有上大学的小麻烦，因为他的家庭负担不起学费。因为朴氏家庭只接受大学生，他有艺术天赋的妹妹为他伪造了一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基宇对富人的天真感到惊讶，他设计了一系列不可能完成的计划，让他的全家都为朴氏工作：基宇的妹妹，基婷，成了朴家而又有点难相处的小儿子的“艺术治疗”导师；基宇的父亲基泽成为了朴家的私人司机。基宇的母亲忠淑赶走了朴家长期的管家，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新管家。

金氏家族对自己的家庭关系秘而不宣，他们的新工作让金氏家族在短短几周内摆脱了看似无法摆脱的贫困。在一个缺乏稳定即高薪职位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人们经常只能自己经营小生意或去做缺乏工作场所保护的临时工。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作为典型工人阶级的金家已经中了头奖。

金家的生活状况体现了韩国工人阶级的困境。他们挤在首尔一间昏暗的半地下室公寓里，每天晚上都有醉汉在他们厨房窗户旁边的街道上撒尿。他们的生活与富有的朴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朴家享受着难得的特权，拥有一座豪华的、封闭的、前院宽敞、景观优美的房子(在韩国密集的城市里几乎闻所未闻)。

《寄生虫》中的象征还不止于此。金家的食物就是廉价的外卖比萨饼，即使他们有钱也会在出租车司机消费的自助餐餐厅吃饭。这是一种消费高热量食物的廉价方式。今天的首尔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十大城市之一，也是亚洲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相比之下，朴家的冰箱里装满了瓶装苏打水，他们家给狗喂的是高端有机宠物食品和日本蟹棒。

实际上，富人和穷人的饮食构成了韩国首都不平等现象的显著指标。根据2018年对首尔1023名居民的调查，超过20%的低收入首尔人从他们的饮食中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这个数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此外，10%的低收入居民面临着食品不安全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缺乏获得健康和积极生活所需食品的可靠途径。再加上韩国人通常较少食用新鲜农产品，这使得首尔的穷人患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和心脏病的几率也更大。

没有计划的生活

在电影进行到一半时的一个场景中，金家的父亲基泽开车送朴社长去赴约。这时他试图通过编故事来冒充自己是这一领域的老手。朴先生点点头，回答道:“我尊重那些在同一领域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人。”影片中贯穿对于自己专业的承诺、“打算”“计划”和自力更生这类主题。

基宇手里拿着伪造的文件站在家门口打算去面试时，他告诉他的父亲，“这不是犯罪。我迟早会上这所大学的。现在我只是提前一些拿到证明而已。”他的父亲回答说: “哦，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 ” 当楼上的邻居更改Wi-Fi密码时，金钟淑问她的丈夫：“我们的电话被停掉了。现在我们的Wi-Fi也用不了了。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后来，金家的公寓被淹了，最后他们睡在体育馆里，基泽告诉他的儿子，“基宇，你知道什么计划从来没有失败过吗？那就是没有计划。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制定了一个计划，生活永远不会以那种方式进行。”对于上了年纪的首尔居民来说，这一幕可能会让他们想起上世纪80年代在附近的望远(Mangwon)地区反复发生的洪水。这座城市有意忽视了阻挡汉江的堤坝，造成了毁灭性的洪水，改变了居住在那里的穷人和老人的生活。望远市居民对该市提起集体诉讼并获得赔偿，由此诞生了民主社会的律师，这是韩国第一个以人权和民主为导向的律师组织。

在《寄生虫》中，金家生活的不稳定性与朴家积累的财富所带来的安全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朴社长不知道的是，在进入富人生活圈子之前，金基泽和他的家人尝试了很多工作来维持生计。影片一开始，金家坐在厨房里，为附近的一家餐馆折叠披萨盒，这是一份朝不保夕的计件工作，每天只能挣几美元。基泽还提到，他以前开过一家炸鸡店和一家“台湾古早蛋糕”店，还当过代驾司机。

深夜，代驾司机会开车把醉汉送回家。代驾是韩国城市中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常见的一种流动合同工。他们被迫整天待命，常常在街上等候。他们没有休息的设施，无法躲避恶劣天气，甚至经常没法上洗手间。大多数全职司机的月收入不到1750美元，而且报告称他们患有包括肌肉骨骼问题、疲劳和压力等多种健康问题。

大邱（Daegu）的代理司机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会，但在李明博担任总统之前的时期，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都被剥夺了加入工会的权利，因为他们只是临时工。尽管现任文在寅(Moon Jae-in)政府早些时候做出了承诺，但代理司机在2017年再次被劳动部拒绝注册为全国性组织。

然而，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为了应对劳工组织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2019年11月的一系列法院裁决中，，认定代理司机与送餐司机和高尔夫球童是劳工，而不是临时工。根据韩国宪法，这可能为成立工会的权利开辟了道路。为争取工会权利而斗争了十多年的司机们，在合同上进行集体谈判的能力可能会增强。这意味着他们拿着不够基本生活保障的工资的日子快要结束了。如果没有这些权利，对代理司机来说，要像朴先生所欣赏的那样在同一领域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台湾古早蛋糕”引发的悲剧

在影片的中途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被驱逐的管家雯光在朴家外出度周末的时候回来了，恳求忠淑让她进屋。她衣冠不整，语无伦次，饱受虐待。她跑到地下室的一个秘密房间。在这个场景中，观众得知她的丈夫勤世已经秘密躲避高利贷四年了。金家从自己的地下室住所逃到朴氏的宫殿庄园后，发现另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在地下室里过着更加悲惨的生活。

勤世解释说，这种困境都是他的错。他从高利贷者那里借钱开了一家“台湾古早蛋糕”蛋糕店。这种糕点风潮始于台湾，在2017年席卷韩国。由于起步成本较低，开“台湾古早蛋糕”店的成本相对较低，许多韩国人把毕生积蓄都押在了这样的店里，想在这股潮流中致富。市场很快变得过度饱和，“台湾古早蛋糕”的泡沫破裂，导致成百上千的人背负巨额债务，无力偿还。

这样的故事在韩国很常见。缺乏稳定的、有福利的全职工作的家庭不得不自己创业，以期把孩子送到大学，然后带着一些积蓄退休。2017年，25.4%的韩国人是个体经营者，经营炸鸡店和便利店等小店，这一比例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整体的平均水平15.3%。

韩国每年有超过8000家炸鸡店关门，对于大多数已经在为生计挣扎的工人来说，家族企业的失败常常让他们陷入更深的债务和绝望之中。这种绝望，是成千上万韩国电影观众熟悉的经历，也是《寄生虫》中描绘的两个住在地下室的家庭的生活的背景。在勤世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绝望驱使他钻入地下。

赢得“尊重”

金氏金家的父亲基泽最终不得不躲在朴氏房子的秘密地下室里，他目睹了疯狂而疯狂的勤世向朴先生致谢的奇怪仪式。勤世站在从一本以朴先生为年度首席执行官的财经杂志上撕下来的一页纸前，感谢朴先生“给我吃给我住”，并发出了一声表达敬意的“Respect”!目睹这一切的基泽困惑地问到，你每天都这样做吗？勤世随后透露，通过操纵地下室的电灯开关，他每天使用莫尔斯代码向朴家发送致谢信息。基泽无法将勤世的困境与自己的相提并论，他问道，“你怎么能住在这样的地方?接下来你会做什么?你没有计划?”

这样对富人的“仁慈”表示感谢和不劳而获的感激的场景在电影中反复出现。金家都被朴家雇用后，基泽建议他们在晚餐时为伟大的朴先生祈祷，感谢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收入。

《寄生虫》中工人阶级的角色内化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导致像金氏这样的人认为贫穷是他们自身道德缺陷的结果，而不是建立在剥削和永久不稳定基础上的制度的结果。在《寄生虫》这部电影中，这种逻辑导致居住在地下室的穷人对富人的不劳而获竟然产生了尊重，使他们无法相互认同，也无法在团结中找到力量。

“计划”的胜利

《寄生虫》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它还因为聚焦经济不公而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在一个紧张的场景中，最小的朴家人说，这家人的司机、管家和两位家教闻起来的味道都是一样的--这是金家地下公寓在他们衣服上留下的发霉、潮湿的气味。电影上映后，大量的文章、推特和脸书帖子中都评论到，“半地下室”象征着首尔下层社会的集体经历，而这些经历对于那些出生在富贵人家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然而，奉俊昊对资本主义下生活的批判之所以如此致命，不仅仅是因为他强调了不平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对新自由主义下工人道德沦丧的描述。被困在贫困的循环中，金氏夫妇不断地寻找工作，寻找免费的Wi-Fi信号，以及寻找一种摆脱身上 “煮沸的破布”气味的方法，这种气味让他们被识别为穷人。他们不断编造新的计划，给自己书写一个值得尊重的人生故事。

另一方面，朴家充满了永恒和稳定的气息。他们住在由一位著名建筑师设计的历史悠久的房子里。他们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一直引以为傲。他们享受在晚上共度精致晚餐的时光,周末度假庆祝生日的奢侈。

如果国家加强劳动保护，金家和数百万韩国工人从事这种危险工作的压力就会减少。韩国的劳工运动一直强大而自豪，但从未有左翼政府来改写该国的劳动法。尽管现任总统文在寅在竞选初期做出了承诺，但到目前为止，他几乎没有兑现什么承诺，工人阶级仍然在为维持生计而奔波于多个工作岗位之间。

通过这种方式，奉俊昊的电影巧妙地讽刺了渗透韩国社会的新自由主义文化——自力更生，告诫工人为自己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同时在资本主义把他们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给他们打上不值得尊重和不人道的烙印。

金基泽认为“最好没有计划”的观点是对韩国新自由主义重组后的生活的一种诊断:当工人被原子化和孤立时，他们失去了提前计划的能力，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确定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能力。最终，他们中的一些人爆发了。

这部电影在韩国获得了积极的反响。在韩国，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猖獗的中产阶级化、低收入社区的城市“复兴”、空气污染、不断上涨的食品和房价，以及就业不安全感，让许多年轻人产生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在2019年9月的一项研究中，只有23%来自中下层及以下家庭的20多岁年轻人表示，他们对生活质量将会提高持乐观态度。

在这种背景下，韩国观众认识到这种情况的虚伪就不足为奇了。社会告诉人们要有生活和职业的计划，但却没有告诉人们通向稳定生活的明确途径。《寄生虫》这部电影在西方电影观众中也很受欢迎，这表明首尔的情况与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经历的情况相差不远。

荐稿人：钟 勤 2020-03-10 执行编辑：ffy 2020-3-10 责任编辑：xwf 20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