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眼下，各大高校又到了迎新季。除了聆听校长和院长的致新生辞外，不妨努力聆听一番大师大家的教诲吧。

      近一个世纪之前，我们的国家还在危难之中，彼时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校长讲话，曾是那样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催人奋进！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

（此文系竺可桢先生1939年2月4日对浙江大学一年级新生的讲话，有删节）

诸位同学：

      诸君进到本校，适值抗日战争方烈，因为统一招生，发表较迟，又以交通不便，以致报到很是参差不齐，比旧同学迟到了一个月，才正式开课。诸君到浙大来，一方面要知道浙大的历史，一方面也要知道诸位到浙大来所负的使命。

      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浙大从求是书院时代起到现在可说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人生由野蛮时代以渐进于文明，所倚以能进步者全赖几个先觉，就是领袖；而所贵于领袖者，因其能知众人所未知，为众人所不敢为。欧美之所以有今日的物质文明，也全靠几个先知先觉，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在十六世纪时，欧美文明远不及中国，这不但从中世纪时代游历家如马哥孛罗到过中国的游记里可看出，就是现代眼光远大的历史家如威尔斯，亦是这样说法。中世纪欧洲尚属神权时代，迷信一切事物为上帝所造，信地球为宇宙之中心，日月星辰均绕之而行。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Bruno）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王淫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刻卜勒（Keplev），牛顿（Newton）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十九世纪进化论之所以能成立，亦是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当时一般人尚信人类是上帝所造，而主张进化论的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举世所唾骂，但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得最后胜利。

      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

      我再可以用历史上事实来做几个笃行的引证。十六世纪时，一般人士均信地是平的，地中海是在地之中，所以叫地中海，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umbus）根据希腊哲学家的学说，再加上自己的研究，相信地是圆的。他不但相信，而且能根据他的信仰以达到新大陆。哥伦布的一生梦想就是想到新大陆。但意大利王和欧洲一般人都不热心，最后还是西班牙王给他钱，装了三船的囚犯，向大西洋冒险出发，卒达美洲，这才可称为“求是”。

      以上是讲到浙大校训“求是”的精神，这是我们所悬鹄的，应视为我们的共同目标。

      国家既如此优待诸君，诸君决不能妄自菲薄，忽视所以报国之道。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后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

其次就要讲诸位到本校来的使命。在和平时期我国国立大学每个学生，政府须费一千五百元的费用。在战时虽是种种节省，但诸位因沦陷区域接济来源断绝的同学，还要靠贷款来周济，所以每个学生所用国家的钱，仍需一千元左右。现在国家财源已经到了极困难的时候，最大的国库收入，以往是关税，现在大为减色，其次盐税，因为两淮和芦盐区的陷落，以及两粤交通的不方便，亦已减收大半。在这国家经费困难的时候，还要费数百万一年的经费来培植大学的学生，这决不仅仅为了想让你们得到一点专门学识，毕业以后可以自立谋生而已。而且现在战场上要的是青年生力军，不叫你们到前线去在枪林弹雨之中过日子，而让你们在后方。虽则各大学校的设备不能和平时那样舒服，但是你们无论如何，总得有三餐白饭，八小时的睡眠，和前线的将士们不能比拟。国家既如此优待诸君，诸君决不能妄自菲薄，忽视所以报国之道。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后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或是旁的国家再也不敢侵略我们。

      诸位，你们不要自暴自弃说负不起这样重任。因为国家用这许多钱，不派你们上前线而在后方读书，若不把这种重大责任担负起来，你们怎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前方拚命的将士？

做领袖的人物，不但要有专门技术，清醒头脑，而且要肯吃苦，能牺牲一己以卫护大众与国家的利益。

      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这几点是做领袖所不可缺乏的条件。

      去年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诺亭亨Nottingham开会，他们报告已经出版，在新出的《民族》杂志上，就有一篇简单的节略。从这报告可看到英国的学生感觉到，在现时欧洲群雄争长，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们所需要：第一是专门技术，使他们一毕业即在社会上成为有用的份子；第二是要有清醒头脑对于世界大事有相当认识。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第三点要能吃苦耐劳和肯牺牲自己，是更不可少的要素。

      做领袖的人物，不但要有专门技术，清醒头脑，而且要肯吃苦，能牺牲一己以卫护大众与国家的利益。中国现在的情形，很类似十九世纪初期的德意志。德意志自从大腓烈特（Frederick the Great）为国王以后，渐有国家的观念。不久法国拿破仑当国，自从1796-1813年十余年间侵略德意志，得寸进尺，不但尽割莱茵河以西之地，并且蚕食至于易北河以西沿海一带尽归法国之版图。爱国志士如费希德等，大声疾呼，改良德国教育制度，废除奴籍整顿考试制度，卒能于短期间造成富强统一之德意志。费希德在其告德意志民众的演说中有云：“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他人，没有上帝，没有其他可能种种力量，能够拯救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拯救，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诸位，现在我们若要拯救我们的中华民族，亦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培养我们的力量来拯救我们的祖国。这才是诸位到浙江大学来的共同使命。

教授的责任

（此文系梅贻琦先生在1932年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有删节）

      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今天是本校本学年开始上课的第一天，新旧教授及新旧同学到校不久。今天藉行开学礼的机会，使师生们大学聚会见面，同时各同学可以领略各位教授的教言，这是我们最可欢欣的事。

本校在过去一年间，正值国难临头、风云紧急的时期，但国势虽如此危亟，本校校务、功课各方面，均尚能照常进行，未因时局关系，而致稍有停滞，此诚值得我们庆幸自慰的。至于本学年未来之一年中，能否仍照这样安安静静的读书，此时自不可知，此后惟有大家在校一天，各人本其职务上应当做的事，努力尽其责任而已。

      本校今年收录新生之多，为历年所未有。各地学校或受时局影响，或缘特殊原因，使一般青年求学问题发生困难。故今年投考本校者，亦较前激增。本校尽力之所及，特别增加名额，俾多于外间同学一求学机会。现在新同学，竟占全体学生三分之一，其中因素因习惯不同，以及所受训习之各异，在团体中难免不有参差不齐之处，希望新旧两方面融合起来，共同保持清华以往的良好的学风。我们也相信清华也有很多应行改良之处，我们亦要设法纠正，其固有之优点，大家亦要爱护保持。

      园内生活之安适，读书研究之便利，大可闭起园门，埋首用功，不必再问外事。但大学不要因自己环境之舒适，而忘怀园外的情形。在中国今日状况之下，除安心读书外，还要时时注意到国家的危难。吾们如果要像欧洲中世纪僧院的办法，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我们要纾难救国，不必专以开会宣传为已尽其责。宣传效果之如何，是大家所共知的。我们应该从事实上研究怎样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方法，帮助国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这样才可能把学问做活了。我们的学生将来才成社会上真有用的人才。

      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因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别让专业学习淹没了“人文日新”

（此文是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2011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有删节）

      80年前，1926级毕业的校友们留赠给母校一块镌刻着“人文日新”的牌匾，至今仍高悬在大礼堂的南墙上，与舞台上方校徽中的校训遥相呼应。随着学校的发展，“人文日新”逐步成为了清华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二字出自《周易》：“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可以看出，“人文”概指人类一切文化创造。人文日新，就是指文化的创造、传承与涵养要日新月异、不断进步；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使人文精神不断发扬、不断提升。

       早在1948年，我校的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曾做过一篇题为“半个人的时代”的讲演，谈的是过度专业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今天，这个命题依然发人深省。推动时代变革、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成为素质全面、视野宽阔的一代新人，更需要同学们做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并重并进，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品味。目前中学教育的文理分科以及紧张的高考复习，都对同学们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进入大学后，希望理工科学生加强人文与社会知识的学习，文科学生也要对自然科学和工程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大家都要注重自己全面素质的提高。

      在全球化的时代，弘扬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任教于西南联大时所提出的，要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保持一种“温情与敬意”，从民族历史的进步中获得教益，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只有具备了坚实的文化自信，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文化包容的气度，才能成为心胸宽广、气魄宏大的栋梁之才。

在大学里，体悟做人的责任底线

（此文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2007年9月致新生的欢迎辞，有删节）

      暑假之初，电邮，一位美国教授问起“小资”和“愤青”的英译。其他特点除外，“小资什么都知道，但从不上街游行；愤青上街游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小资总体说来循规蹈矩。他回信称，希望更多的人如此，因为他实在tired of处理作弊的学生。他没说具体，我也没问。但我想起早先一个报道，他的大学刚处理了一桩学术作弊：在一场take home的必修课考试中，30多名学生互相抄袭，最终9人开除、15人停课、10人重修。网上有帖子暗示，开除的，有8名中国学生；停课的，5名；重修的，6名。这位中国法教授，大概是参与处理了这一令人难堪、痛心但必须严肃处理的事件。

      不是告诫学术纪律，尽管有这个意思。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向老实守规矩的中国学生，会不时发生这种令人震惊甚至骇人听闻的事情？去年，香港有位内地去的研究生，甚至试图贿赂老师。这当然有，但显然不仅仅是个人品行或知识问题；更深地，它反映了转型社会的规范和规范重建问题。近来沸沸扬扬的食品、药品问题，“纸包子”新闻等，其实也都与此有关。

      传统社会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践中那却只是少数为官或预备从政者的事；普通人只顾得上齐家，责任和义务都止于熟人和所属社区；朋友相互帮忙，“两肋插刀”，似乎怎么做都不过分；你的利益增加了，社区的利益就增加了，无需考虑哪怕是邻村人，除了联姻外，他们不属于你想象或真实的利益共同体。但在现代社会，不论你多么怯生，目光所及几乎全是陌生人——看看身旁的同学，也看看我！也不论你何等多疑，也只能相信陌生人——看看你的手机或iPod，身上的T恤，手中的矿泉水或“可乐”，还有这不知该说是脚下还是头上的理教大楼。不论是否愿意，你我的生活世界都由无数陌生人、其产品以及我们对他/它们的信任构成。一个跨越国界、遍及全球的利益共同体已经成型，还在扩展。

      这是一个空前深刻的变化，需要法治；但不仅是法治。许多曾经可以接受、习以为常或天经地义的做法，甚至某些传统美德，也必须完善、调整或改变，有的干脆必须放弃。学习上也如此。强调独立思考，“集思广益”甚或“助人为乐”因此受到限制。不再是“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大学就是要考察、测度和比较个人能力，确保向天下陌生人推荐规格不同但让人放心的人才。“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一旦知识要面对社会，作弊就不仅关系个人，更会导致信息错误：不仅关于你自己，而且关于你与他人的比较能力以及你经手的种种产品。无数遍布世界各地的陌生人怎么保护自己？潜在的严肃社会后果逼出了严格的规矩。一旦触犯，就是一个记录；你就得像郑智化柔情歌唱的那样，“用一辈子去忘记”，哪怕你感到的只是严酷。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并一定程度上仍然生活在熟人社会，耳濡目染，有的还很重；但要想在这个正逐步展开的现代社会中好好并放心活着，我们就必须形成、自觉并严守一些新的社会规范。许多人，不只是作弊被发现的同学，也包括那些没被发现、没机会作弊甚或一直守规矩的同学，包括我和许多成年人，还不仅在学习上，而是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往往没有足够留心：深刻的社会变迁已设立了我们做人的新的责任底线，提出了非常具体的素质要求。大学的功能，因此，不局限于传授和创造知识；它更是以陌生人的环境和只看标准的方式塑造着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格，以此履行它对全社会乃至人类的责任。

 推荐人：lry    2011--09--08    执行编辑：zjy    2011.9.10        责任编辑：xwf    2011-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