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去年初春在中央党校演讲，开放提问时，某领导慷慨陈词：别的大学堕落也就罢了，怎么你们北大也顶不住，变得这么不像话！我只好苦笑，北大又不是世外桃源，有什么本事“众人皆醉我独醒”？若别的大学精神上垮了，让北大顶，能顶得住吗？再说，教育并非孤岛，今天中国大学的诸多弊端，很大程度是转型期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及思想混乱的倒影，而不是反过来。

　　大学本多事，自然到处惹尘埃。我承认，社会上所有的毛病，大学都有，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太一样而已。但真要像网络上所描述的那么不堪，我们这些当教授的，都该跳楼了。暑假中到东北出差，一位长期在大学工作的职员，自认为见多识广，跟我讲了一大堆“你们教授”如何借招生敛财的故事，听得我目瞪口呆。他反过来追问：你这么多年招博士生，难道没捞到什么好处？要是这样，你干吗招这个不招哪个，难道真的看成绩？说实话，那一瞬间，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这就是当下中国的“舆情”——很多人（即便不说大多数）根本不相信大学教授是清白的，是有理想的，是有学问且愿意奉献的。

　　我在《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中提及一个细节：西南联大师生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徒步前往昆明路上，抄录了玉屏县县长具名的布告，那布告称大学师生乃“振兴民族领导者”，要求民众格外“爱护借重”。而今天的中国大学，则几乎成了社会上各种不满、愤怒、怨恨的发泄口。我当然明白，高等教育平民化以后，整个社会对于大学的想象与期待，与以往“精英教育”时代会有很大差别。可受过良好教育且声名显赫的大学校长或著名教授，不但没能成为社会认可的“文化偶像”或“道德楷模”，还不时成为取笑的对象，这我实在不能理解。

　　在我看来，大学有三大责任：第一，教书育人，老话叫“传道授业解惑”；第二，思想探索与科技创新；第三，承担历史重责与引领社会风气。第一、第二点比较好把握，第三点则难以真正坐实，故很容易被忽略。古往今来谈“教育”，侧重点逐渐从原先的道德、心灵与修养，转为今日的知识、技能与职业，此乃现代化进程中“必要的丧失”。只是人们在评价一所大学时，除了考察其获奖、经费、专利以及学科排名之外，最好兼及其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修养及精神境界的提升作用。

　　只可惜，如此“大学的贡献”，因很难“量化”，且不影响“排名”，正日渐被遗忘。我曾感叹，中国大学在国外的排名迅速提升（因主要看各种数字），但在国内政治生活及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性反而在下降。在我看来，主要责任不在年轻学子，而在作为长辈的校长及教授们。

　　谈论现代中国大学的理想性，人们喜欢举蔡元培的例子。几个月前，面对《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关于“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比蔡元培当年更复杂吗”的提问，我的回答是：“是的，那时的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性，远没有现在这么强。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蔡元培动不动宣布辞职——当然都被挽留了。现在有哪个大学校长会因为自己的教育理念无法落实而去跟教育部叫板，说必须如此如此，否则我就走人？校长们大都想把大学办好，但前提是不要触犯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教育部下达的指令，明知错误也不敢反对，最多是消极怠工。当然，必须承认，今天中国大学的局面，比蔡先生当北大校长时要复杂得多。”

　　我说的“复杂”，包括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与今天中国大学相比，想象中充满诗意的“过去的大学”，规模小，比较好掌控。查教育部统计室1936年10月编印的《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4年度，全国共有79所大学，31所专科学校，学生总人数41678名。再看今天的中国大学，许多都已经是巨无霸了，属于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所说的 “巨型大学”。经由一系列的合校与扩招，现在中国的著名大学，师生员工动辄几万人，甚至成了“十万大军”。

　　既然今天中国学生人数超过1934年度全国大学生总数的“大学”比比皆是，你就明白其内部管理的复杂性。不少回忆文章提及，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认得全校教授以及稍为活跃一点的学生，见面时叫得出名字，让人倍感亲切。今天中国的大学校长，能认清本校各位院长系主任，就已经很不错了。

　　校长有校长的难处，教授有教授的怨言，我承认，今天中国学界的诸多乱象，板子不能全打在教育界身上。可我同样反对把一切的“不好”，全都推给了无所不在的“体制”。要说整个社会道德沉沦，读书人本来就有责任，不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你即便不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起码也得表里如一，堂堂正正做人：可以清高孤傲，也可以和光同尘，最要不得的是两边都讨好，两边都想沾光。

　　传统中国，读书人坚信“学为政本”——短时段看，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无论学者如何高瞻远瞩、金玉良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但若着眼于长时段，这些声音是有可能穿越历史时空，影响未来的。正因此，读书人不能妄自菲薄。

　　不久前，我在一次“答问”中提及，今天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无论政界还是学界，越是年纪大的，越容易“沉不住气”；反而是年轻人不太着急。像我这样不算“壮怀激烈”的，也常被年轻学生讥笑“太天真了”。以前有个说法，人生如过马路，总是先看看左，再看看右，而转折点大概是四十岁。一个时代，若年纪轻的普遍不如年纪大的“激进”，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下中国，大学不再神圣，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道德光环，虽仍在培养人才，但已无法引领社会风尚，这既植根于大众传媒崛起及互联网普及所导致的知识传播途径的巨变，也缘于诸多大学及教授们的独立性日渐减少，或依附权贵，或背靠商家，或追随传媒。如果说前者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很难阻挡；后者则颇具中国特色，不无改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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