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5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算起，王恩多已经在生化领域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她不仅在酶与核酸相互作用这一科研方向上做出了杰出贡献，更凭借自强自立的精神和对妇女事业的关注，成为当代女科学家的代表。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上海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进步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
　　“三八”妇女节前夕，我们走近这位女院士，聆听她的故事。

　　两位女性“偶像”，为我种下了科学的种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个人命运与家国大义深刻地纠结在一起。正是在那样的岁月中，1944年，王恩多出生于“陪都”重庆，直到6岁时，全家才随父亲的工作调动迁回山东。
　　山东诸城相州历来名人辈出，王氏家族更是“家声赫然，冠海岱间”，王统照、王愿坚、王希坚等文化名人均出于此。王恩多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曾留学苏联中山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母亲毕业于当时著名的曲阜二师，是一名老师。
　　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王恩多的父母对她却没有过高的要求，尊重天性、顺其自然就是王家的教育理念。
　　正由于此，王恩多在中学时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能从传统文人家庭走上科学之路，王恩多说，还要归功于自己的两位女性“偶像”。
　　解放周末：听说您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为了多读书，甚至自荐到山东省图书馆担任儿童服务员。在广泛阅读的过程中，您是怎样将兴趣锁定在科学上的呢？
　　王恩多：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世界经济地理地图，我特别爱看。那本地图图文并茂，很吸引人，比如讲军舰，拥有量多的国家，地图上就标一个大的军舰图示，拥有量少的就标一个小军舰，粮食、石油也是如此。当时的中国什么样呢？除了人口一项的图示是最大的，其他的图示都很小。每次我看的时候就在想，我们总得赶上去啊！
　　怎么赶呢？初中时，我在学校图书馆读到两本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与技术》，我每期都看，发现科学是真正对社会有推动力的，对国家和百姓都大有好处，于是慢慢对它产生了兴趣。还有一本书也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居里夫人传》。读完这本书后，居里夫人就成了我的偶像，我特别向往将来能成为一位像她一样的女科学家。
　　解放周末：对您来说，居里夫人是一位遥远的“偶像”，而在生活中也有一位对您影响至深的人——您的表姨妈、我国著名植物细胞学家吴素萱。
　　王恩多：是的。1955年，她发现了植物体细胞核穿壁运动的现象，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新见解，影响很大。我记得当时家里人常拿着报纸说三姨妈又得了什么什么科学奖，我就觉得，她真了不起啊！
　　后来我才知道，她不仅获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更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毅然选择回国，成为西南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她的确是就在我身边的“偶像”。
　　解放周末：她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激励了您，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交往中的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王恩多：我高考时，因为招生错漏，到了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就读。因为自己一直都有考取研究生、继续科研之路的愿望，就经常写信给三姨妈，跟她交流自己的想法和困惑，她也每封必回，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
　　1965年，我有幸考取了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当时，中科院所有新生都要集中到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科大一分部）学习哲学和英语，那里离三姨妈在北大的家很近。三姨妈一生未婚，又很喜欢孩子，我没事就会去她家和她做伴，对她的认识也是那时候才生动丰满起来的。
　　三姨妈是非常理性、严谨的。科学家都有自己做事的一套方式：她总是提早5分钟到办公室，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几点出门、乘哪一班公交车都是固定的。有一次见她缝被子，我担心她上了年纪看不清楚，就说我来帮你。她说不用。原来她把4根线的长度都测量好了，线缝完被子也就缝好了。她就严谨到这个程度。
　　三姨妈非常敬业。好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还听见她房间里的打字机敲个不停。那时请她去国外做报告的人很多，她都拒绝了，因为她觉得出国太耽误时间。“我在做什么工作，人家可以通过我的论文知道，这就够了。”她总是这么说。
　　他们这代科学家总是很谦虚。记得有一次，我拿着一句很难的英文句子去请教三姨妈，她怕出错，让我去请教住在楼下的饶毓泰伯伯。饶伯伯是我们国家的物理学泰斗，留美多年，他看了又让我把书留下，第二天他再问问在美国待得更久的弟弟。这件事我印象很深。这些大师成就再高，也不会觉得自己真的精通了什么。学无止境，这就是科学研究的精神。

　　为了探求科学真理，而不是为了个人名利

　　由于历史原因，王恩多有两次研究生求学经历，而正是这并不平坦的求学之路，让她幸运地遇到了两位“人生导师”。
　　1965年，本科毕业的王恩多考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酶学研究室，师从我国著名酶学专家邹承鲁先生。入学不到一年，“文革”开始。1968年，中科院所有研究生都被派到天津小站农场锻炼，王恩多也不例外。在农场锻炼一年半后，她回到研究所工作。1975年，为了解决她与丈夫两地分居的问题，组织上将她调回山东任教。
　　1976年底，王恩多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所出差时，遇到了时任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教授，他告诉王恩多：“你可以复学，到这里来做我的学生。”
　　尽管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后王恩多拿到了补发的毕业证书，但对科研割舍不下的她还是选择了重考一次。1978年，34岁的王恩多第二次考取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生，成为王应睐的学生。
　　有人说，王恩多的名字暗含着“师恩多多”。的确如此。邹承鲁、王应睐两位先生留给她的远不止师恩这么简单，老一辈科学家艰苦治学的精神和淡泊名利的胸怀，更对王恩多产生了深远影响。
　　解放周末：您在许多场合都曾表达过对邹承鲁、王应睐两位老师的怀念和感激。在您看来，他们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王恩多：两位老师的恩情是数也数不清的，他们对我的关爱和在科研之路上给我的指引让我感念至今。现在想来，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两位老师对科研的坚持，更是他们留给我和后来人的宝贵财富。
　　记得我在读王应睐先生的研究生时，曾因研究需要赴京数月，在邹承鲁先生所在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做实验（1970年，邹承鲁被调到北京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那时，上海生化所的实验大楼刚刚建好，实验室的条件在国内是最好的，每层楼都配有一个冰库。到了北京我发现生物物理所的条件差了很多，全所分布在8个地方，被人们笑称为“八大处”，后来又增加了5个，变成“十三陵”了。邹先生的实验室在动物所的五楼，而实验所需的荧光仪却放在要走20分钟的另一幢楼的四楼上，冰库也很远。所以每次做实验，我都是在上海纯化好酶，再带到北京去。可邹先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突破，1979年还在顶级期刊《Nature》上发表了论文。现在想想，多不容易啊！
　　解放周末：和过去相比，如今的科研条件和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今天看来，老一辈科学家艰苦治学的精神有何意义？
　　王恩多：邹先生一生获得过2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4次二等奖，他最后一次获奖是在78岁高龄的时候。科研生命如此之长，能这样坚持下来的科学家并不太多。他做科研，就是想把科学问题搞清楚、揭示生命的奥秘，所以才能保持这样的激情。
　　王应睐先生也是这样。他是我国现代生物化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个大项目的协作组组长。在他去世前十年，我们都在同一个课题组，几乎天天见面。他曾多次谈到，胰岛素人工合成时二硫键拆合的关键问题是以邹先生为首的一批科学家解决的，这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奠定了基础。在他8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要为他申报科学奖，他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得这个奖有什么用啊？
　　两位老先生就是这样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和利。现在，我还常常跟年轻学生们讲他们的故事，因为我始终认为，做学问首先要热爱、要有好奇心；其次态度要端正，你得真正是为了探寻某个科学问题而来的；还有就是要诚实。如果做不到这几点，你给他的荣誉越多，他越是会带坏一批人，早晚是要出问题的。

　　一场“翻身仗”打了七八年，不坚持是绝对打不下来的

　　1992年深秋的一个午后，王恩多拎着行李走出巴黎机场，乘火车前往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分子与细胞研究所，和外国同行开展合作研究。

　　王恩多：我们这个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定应当更多元。女性应当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得地位。这不是说女性只有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才是成功，哪怕你只是把你的小家庭照顾得很好，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9年3月8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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