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凌晨2时42分，复旦大学教授、原子能材料专家、激光物理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参与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者李郁芬，因病抢救无效，在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医院（筹）逝世，享年92岁。

 做“无名英雄”一辈子守口如瓶

 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一名参与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男科学家为了保密，拒绝与心爱的女友相认。这段故事有个真实版本，发生在复旦。不同的是，那是一名女科学家，她就是复旦大学教授李郁芬。

 李郁芬研究的是原子弹分离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当时只有美、英、苏三国掌握制造分离膜元件的技术，同时该技术被这些核国家列为重大国防机密并严禁扩散。出于保密需要，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研工作者，不得与任何亲朋好友谈及这一绝密任务，不能将工作相关的东西带出实验室，很多情况下也不能记笔记。李郁芬做好了当一辈子“无名英雄”的准备，面对最亲密的丈夫和儿子，也始终守口如瓶。

 李郁芬的儿子张左之读初中时曾出于兴趣，借来一本关于原子弹的书。那是由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莱斯利·R·格罗夫斯所写的《现在可以说了——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故事》。见儿子看得入迷，李郁芬分享了些对原子弹的了解。张左之很纳闷：“为什么我的妈妈会对原子弹这么熟悉？”以后很长时间，他对母亲李郁芬参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一无所知。

 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说：“这任务是绝密的，不能和任务外的任何人（包括配偶）谈及此工作。今后不能再署名发表文章，要从此隐姓埋名，对粉末冶金的同行就说是改行了，不再参加粉末冶金方面的学术或学会活动。这项任务是‘直的进来、横的出去’（意指终身工作）。”李郁芬对此毫无怨言。以至于改革开放以后，当她遇到老同学时，对方十分惊奇地问：“这些年你都到哪里去了？既不见你发表文章，学术会议上也见不到你，我们都以为你从地球上消失了呢？”

 直到1978年，李郁芬参与的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后又获得1984年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李郁芬和她同事们的重大贡献，终于为世人所知。

如今回访李郁芬的家人、同事、学生们，依旧无人能还原这段历史的任何细节——因为当事人从不愿多说一个字。

 在她眼里没有冷科研热科研

 曾有记者和李郁芬谈及这段往事，她只说，“国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干，我们当时都愿意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工作。”

 “国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干”——在李郁芳心里，这就是科学家的风范。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回忆：“在李郁芬的眼里，没有冷板凳、热板凳，也没有冷科研、热科研。只要国家需要，她就应该做。”

 上世纪70年代，李郁芬开始从事激光器件、激光光谱及激光医学方面研究工作。“其实是转了一个行当”，徐雷解释，也是因为祖国需要。当时，复旦从各个学科抽调力量来攻关激光，原本学化学的她，转入光学。她领导的科研组早在1974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染料激光器，这比国际第一台染料激光器只晚了约两年的时间，这项成果于1977年获得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对此，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N.Bloembergen教授（当年在斯坦福大学）在1980年底出版的《现代中国的科学》一书中作了很高的评价，“复旦大学于1974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染料激光器”。

 作为一名科学家，李郁芳淡泊名利。“如果不去参与原子弹中关键的分离同位素技术的研究，李先生肯定能发表更多学术文章。”复旦教务处副处长应质峰说，因为名额稀缺和年龄原因，李郁芬没能获聘博士生导师。不过，李郁芬本人不以为意，仍潜心教学、指导研究生工作。

 晚年，由于身体限制，李郁芬逐渐无法胜任实验工作，便转向理论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在复旦光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庄军看来，像李先生年纪这样大的人，学习计算机本就很困难，但她一直很认真。庄军至今都无法忘怀那个紧盯电脑查看计算结果的老者的背影。“她对科研一直没有放下，最后在理论计算方面的工作，一直坚持到记忆力不行、眼睛也看不清。”庄军说。

 如今，先生走了，化作璀璨星空中的一颗闪亮的星。她留下的，是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情怀和责任，永远激励着后来者。

（文章来源：《新民晚报》2020年12月10日第11版）

荐稿人：xscclf 2020-12-12  执行编辑： lyh  2020-12-12  责任编辑：zjy  20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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