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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24-02-18 【编辑录入:fengfy】 文章出处:《解放日报》2024年2月18日第4版

上海凡人
作者:解放日报记者 雷册渊 周楠.  阅读次数:523

衣着单薄的清洁工阿姨(右一)前来捐款,她始终戴着口罩,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姓名.jpg

衣着单薄的清洁工阿姨(右一)前来捐款,她始终戴着口罩,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姓名



  “只要我活着,就要帮助别人……”

  “我就是坚持学习,才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不想看到那些孩子因病、因贫而失去求学的机会”

  “虽然他现在不懂,但让他留个印象也好,我们点点滴滴地培养教育,希望他长大后能做个有爱心的人”


  2024年2月2日,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周,淮海中路1253号的门开了。一名五六十岁的女性走进来,从帆布袋里拿出一个塑料封口袋,又从塑料封口袋里拿出一个白色信封。信封里是一沓新旧不一的100元钞票。她抽出来递给窗口的工作人员。验钞机哗哗作响,一共4000元。

  一问才知道,她原本是一名普通工人,退休后干了保洁工,每月工资3000元。

  “这些钱比您一个月工资还多,保洁工作这么辛苦……”工作人员说。

  “没关系的,我还有退休工资,够生活了。没关系的。”她说。

  上海的雨已经连续下了许多天,气温逼近冰点,她却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抓绒外套,脚上套着雨鞋。她的短发凌乱地支棱着,夹杂丝丝银色。她始终戴着口罩,不愿意留下个人信息,只在捐款登记表上勾选了“助学”一栏,就匆匆准备离去。

  “您留个名字吧,我们好给您打发票。”工作人员劝她。

  “没关系的,不留了。我每年清明节都会去龙华烈士陵园扫墓,那么多英雄牺牲后都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这个算什么呢。没有关系的。”讲到无名烈士时,她有些哽咽,又接连说了好几个“没关系”。

  “您怎么穿这么少?”工作人员不再劝了,担心她出门会冷。

  “不冷不冷,我在干活不会冷,这些衣服足够了。”她说,自己平时买衣服最贵的不超过50元,“只要我活着,就要帮助别人……”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恐怕很难相信,这动人得就像小学课文里的一幕,就发生在身边。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爱心窗口已经开设了30年,我们来到这里蹲点采访,发现有太多“做了好事不留名”“舍己为人”的故事正如此具象地在这里展开:

  有默默资助学生、直到她大学毕业的出租车司机;有每月坚持来捐款100元的面馆老板;有从满月就被爸爸抱着来捐款,直到工作仍在献爱心的上海小囡;有每逢大灾必来捐款的房产中介小哥;有捐资10万元帮助云南山区孩子上学的98岁新四军老战士;有接受帮助后又转而帮助别人的渐冻症患者……

  他们是上海这座超大城市中最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善举宛若“微光”,却能照亮整座城市。


  平凡


  1月31日上午,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夹着冷风吹打在人身上,寒气透骨。路上的行人少了很多,爱心窗口的大厅外偶尔有一两个人走过,行色匆匆。

  10点35分,两位银发阿姨相互搀扶着走进来。

  “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来。”长发的阿姨一边从包里拿出500元一边说。她叫王根娣,今年66岁,是一名服务行业的退休工人。一个月前,她看到甘肃地震的新闻,想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就上网搜索捐款渠道,查到了爱心窗口,赶来捐了200元。这天是她第二次来捐款,捐款项目是“助幼”,帮助患有大病的儿童。

  这一次王根娣还带上了73岁的金玉英。“我们是邻居,上回我听小王说她来这里捐款,就让她下次来的时候带我一起来。”金玉英说着,也捐了500元。

  这天上午两人相约一起从宝山赶来。王根娣说,金玉英的“家庭负担很重”:她是上钢五厂的退休工人,家中96岁的老母亲、瘫痪在床的老伴儿和53岁脑出血的侄子都靠她一个人照顾。她们之所以临近中午才到,一是因为路远,二是因为金玉英要一早把家里打点好,利用午饭前的空隙跑这一趟。

  “钱是身外之物,我们从小受了共产党的恩惠,现在自己有能力也想帮助别人。”金玉英说,她奶奶以前是居委会主任,她从小就耳濡目染,读书时即便自己吃不饱也会把饼分给班里条件困难的同学。

  “说起来真的很‘神’,每次我帮助了别人,也会有人帮助我。”王根娣接过话茬,讲起自己一个人带孙子坐地铁,好几次都有路人主动帮她搬运婴儿车,让她感动,“社会上总归还是好人多”。

  “还是好人多”——在爱心窗口设立的30年里,这个朴素的观点一直被论证着。1994年5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设立了爱心窗口,虽然地址几经变更,但前来捐赠的爱心人士一直没有断过。2018年爱心窗口落户淮海中路1253号后,上门捐款的人更多了。去年,爱心窗口的捐赠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1.4万人次,捐款总金额达801万元。

  那么,来捐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种种误解和沟通渠道的缺失,公益与公众相隔甚远,甚至有人认为,慈善是有钱人、名人的专利。然而,30年来走进爱心窗口的,绝大多数并不是所谓的有钱人和名人。

  “他们都是最基层的老百姓,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但他们都有一颗爱心。”77岁的刘虹美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时第一个报到的员工。直到2017年返聘期结束,她在爱心窗口工作了23年,接待了无数前来奉献爱心的市民。

  她记得,有位七八十岁的老婆婆,老公和大女儿都因癌症去世了,自己和小女儿同住,家里条件并不宽裕,却从2007年开始结对资助一位三年级的小学生。每年开学前,老婆婆都会资助这个学生1500元,过年还会给他200元压岁钱,一直到他高中毕业。老婆婆自己穿的衣服都是一二十元的地摊货,会把节省下来的钱给孩子买鞋、羽绒服,送到家里。

  还有身患肝硬化的吴国芬老人,每天从买小菜的钱里省出1元,一年省出365元来捐款。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开始每天多省1元,一年又多省出365元来捐款。年年如此。

  刘虹美把这些凡人善举形容为“微光”,即便自身力量微小,仍想尽力照亮别人。

  2024年44岁的周峰每个月都会到爱心窗口捐款,已经坚持了近20年。第一次来到爱心窗口时,他在闸北经营一家面馆,看到爱心窗口的新闻,就来捐了30元。

  此后每个月他都会来捐款,从最开始的每月捐30元,到后来每月捐100元,遇到大灾大难还会多捐100元。疫情3年,周峰的面馆因为生意不好关了门,他也失去了固定收入,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他的捐款却从未间断,直到今天。

  此外,周峰还坚持无偿献血。去年4月,他签下了捐献同意书,去世后捐献自己的眼角膜。


  传递


  渐冻症青年唐旭终于挺过来了。

  前些日子,他因为上呼吸道感染,引发了较为严重的肺炎,一度出现呼吸衰竭,在ICU住了一周多,终于转危为安。

  “这次肺炎算是提醒我,自己还是一个渐冻症患者。”由于说话困难,唐旭选择用微信文字的方式和我们交流,“但我不会中断爱心窗口的捐款。”

  1991年4月,唐旭出生在江苏宿迁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9岁时,他被确诊为渐冻症。十几岁时,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到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四肢仅剩右手食指稍能动弹。

  为了给儿子治病,唐旭的父亲来到上海打工,唐旭也在上海入学。后来,唐旭考入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毕业后成了一名IT工程师。工作之余,他和好友一起花两年开发出“小蜜蜂无障碍”公益小程序,帮助残疾人士出行。

  唐旭的事迹被报道后,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5年来,他一直坚持在“五四”青年节或者“七一”党的生日这天,坐着电动轮椅搭乘地铁,往返两三个小时到爱心窗口捐款助学。

  “是时候做点事情回报社会了。我就是坚持学习,才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不想看到那些孩子因病、因贫而失去求学的机会。”唐旭说,“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会一直关注并支持慈善助学项目。”

  在爱心窗口的柜台上,一直放着两本资料表,一本是贫困中、小学生资料表,一本是贫困大学生资料表。翻阅这两本资料表不难发现,贫困大学生一般为在沪高校就读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情况各不相同;贫困中、小学生则一般是上海本地人,普遍来自郊区,家庭贫困的原因多是父母离异或者家中有人罹患大病。

  爱心窗口志愿者沈杰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审核和跟进这些贫困学生的情况。前几天她核实几个孩子的情况时,电话打得她“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她说,这些孩子的遭遇让她心生怜悯,但好在有人不断献出爱心,而这份爱心正不断传递和延续。

  家住奉贤的蒋淑婷还记得,2011年她读五年级,原本幸福的家庭突遭重创:她的父亲在修理耕种机械时受伤,高位截瘫;原本在超市打工的母亲为了照顾父亲,不得不辞职在家,整个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那种绝望感和无助感深深刺痛了蒋淑婷的心,直到今天仍让她难以忘却。

  正是那一年,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陈建明走进爱心窗口,看到了蒋淑婷的资料。他同情这个小女孩的遭遇,并决定结对资助她。

  蒋淑婷父亲手术后不久,陈建明和爱心窗口的工作人员就带着1500元和礼物上门看望了她们一家。后来,蒋淑婷读初中,陈建明的资助变成了每年2000元,高中是每年2500元,大学又涨到每年3000元,一直到她大学毕业。

  蒋淑婷一直心怀感激。小时候,她会给陈建明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长大后有了手机,她也常常向陈建明分享自己的点滴进步。出租车司机和贫困学生的故事就在这座城市里默默地书写着。

  其实,陈建明除了资助蒋淑婷,还资助福利院的老人,不仅逢年过节买水果、补品看望,还带老人们参加了杭州、南浔、乌镇一日游;他还定期去看望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动员身边的朋友来捐款……

  “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群。”陈建明说,“小人物也可以有大行动。”

  2023年,蒋淑婷大学毕业,考入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陈建明觉得他有种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的骄傲。更让他欣慰的是,蒋淑婷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提出,自己也想结对资助贫困学生。

  那年9月10日,陈建明专程开车接上蒋淑婷来到爱心窗口,结对帮助了一个松江区的初中女生。蒋淑婷说她在那个孩子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更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她、帮助她。“我会一直资助她,就像陈师傅这些年帮助我一样。”她说。

  爱心就这样传递和延续下去。从1994年发起至今,爱心窗口已经累计资助贫困学生2万余人次。


  习惯


  “外婆,这是哪儿啊?”小男孩趴在爱心窗口,转过头问旁边正在捐款的老人。

  老人一边拿出钱递给工作人员,一边告诉他:“这是献爱心的地方,是做善事的地方。”

  老人名叫潘秀珍,72岁,电气公司退休工人。她专程赶在过年前来捐上这笔4000元的善款,而这是她每月5000元退休工资的大部分。

  “生活享受起来是没有底的,我宁愿自己平时省一点,挤出这笔钱,起码能帮助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潘秀珍说,她之所以要来捐这笔钱,源于自己年轻时在黑龙江北大荒上山下乡的经历。即便自己后来回到了上海,退休后可以乐享天伦,她却从未忘记曾经经历过的艰苦岁月。她的心里也总是挂念着,世界上的某些角落还有人在艰难生存。

  这次来爱心窗口捐款,潘秀珍没有告诉儿女,唯独带上了自己的小外孙。“虽然他现在不懂,但让他留个印象也好,我们点点滴滴地培养教育,希望他长大后能做个有爱心的人。”潘秀珍说。

  在爱心窗口,有太多像潘秀珍一样的人,他们把慈善当作一种习惯、一种家风,代代相传。

  赵智慧一家四代同堂,到爱心窗口献爱心的传统也延续了四代人。她的父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春节前都会捐出自己一个月的退休工资给“让贫困户过好年”项目,直到去世。父亲去世后,赵智慧继承了他的传统,每年继续到爱心窗口献爱心。如今赵智慧年纪大了,她就把这个习惯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后来,女儿又传给了她的女儿……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2000年4月,刚刚满月的陈旦旦被父母抱着来到爱心窗口。他们以陈旦旦的名义捐出了她人生第一笔善款。此后,陈旦旦每年生日前后都会来爱心窗口捐出自己的零花钱,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从不间断。

  “我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希望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陈旦旦说。

  初中毕业后,陈旦旦去了日本留学,直到大学毕业才回国。这些年,即便陈旦旦自己不在上海,她也会每年委托父母去爱心窗口替她捐上这笔善款。

  陈旦旦的捐款持续了23年,她也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如今,陈旦旦已经回国工作,她说自己会一直把这个习惯保留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温度


  邵庆工作的房产中介距离爱心窗口不远,每天上班他都会路过这里。刚开始,他只是好奇。2021年河南水灾,看到新闻的邵庆第一次走进了爱心窗口,捐出了100元钱。此后,但凡有灾,他都会来献上爱心。

  邵庆是“新上海人”,从安徽老家来上海打拼十多年,每一分钱都来得不易。但他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邵庆说,作为一名房产中介,工作中他见惯了人情冷暖,也见过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算计,但每次来到爱心窗口,都会让他觉得上海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你看那些爷爷奶奶,从很远的地方坐公交、地铁来捐款,都会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

  工作人员钟素梅是福建人,至今还记得一位令她感动不已的上海老人。

  那是2021年7月的一个雨天,一位70多岁的老人走进了爱心窗口。他穿着普通,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询问了工作人员几个有关爱心窗口和慈善基金会的问题后,他表示自己想捐一笔钱,一共91万元。同时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钱要用于实现共同富裕;二是不能宣传报道。

  钟素梅答应了老人。在帮助老人完成捐款后,她看到了老人手机弹出的银行信息,余额只剩下了4000多元……

  因为雨下得太大,钟素梅提出为老人打一辆车回家,老人拒绝了,“这样你们就知道我住在哪儿了。”钟素梅又提出可以用老人自己的手机打车,老人发现还是得告诉她住址才能输入后,再度拒绝。直到最后,目的地地址输入了老人家附近的延安西路定西路路口,不输入具体的小区,老人才终于同意,上了车……

  “我只知道他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师,但我们更觉得他是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老人。”钟素梅说。

  在爱心窗口蹲点的最后一天,我们跟随志愿者唐飞宇一同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去看望98岁的李利老人。去年9月,离休干部李利捐出10万元善款,用于资助边远山区的贫困学生。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联系下,云南省红河州第一中学的一批贫困学生得到了帮助。

  从爱心窗口出发,步行20分钟,就到了李利老人的家。推开挂着“参战退役军人”牌子的大门,李利和她75岁的女儿蓝云已经静静地等在家中。

  唐飞宇把一封感谢信递到李利手中,并向她展示捐赠仪式的照片。老人连声说“好”,立刻拆开读了起来:“敬爱的李利奶奶:您好!我是来自云南绿春的陈情艳,得知能给您写信我倍感荣幸与激动……”

  信很长,写了两页多,李利仔细地读完,说:“这个小孩子了不得。你看她,有规划,而且自律,说要克服自己的缺点……”李利觉得很欣慰。

  同行的还有两位华东政法大学实习生,年轻人好奇李奶奶的人生故事,老人就兴致勃勃地讲起来。她出生于淮安的名门望族,本姓尹,不到14岁就加入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李利”,希望革命早日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主动请缨,从市委机关到市北中学任副校长,此后便一直耕耘教育,直至离休。

  “我小学只念了半年,一辈子都没有一张毕业证书,但我知道教育重要。”李利回忆。年轻时,她和丈夫工资不低,但他们除了5个亲生的小孩外,还领养了2个孩子,日子过得并不宽裕。计划经济年代,夫妻二人每人每月有29斤粮食,她就和丈夫说好,每人每月捐出5斤粮食,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听说有考上大学没有路费的学生,李利会拿出自己的工资,让教务主任转交,从不说是自己捐赠……

  这样的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无论是从居委那儿得知的困难户,还是家中保姆老家出了事,李利都会解囊相助。她说:“人生灰暗时有人帮助太重要了。这是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做这样的事情是一种快乐。”

  “妈妈一生都是如此,对我们后代也是这样教育。”蓝云说,李利自己生活非常节约,一条棉裤穿了很多年,春秋裤的里裆补了又补,“今天这身衣服是知道你们要来特意换上的。”旁边的助步器上搭着李利刚刚换下来的旧衣。

  从李利家出来,阴雨初歇,地面干爽,梧桐树上挂上了红红的灯笼,连日的寒意终于一扫而空,洋溢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荐稿人:ffy 2024-02-18 执行编辑:wls 2024-02-18 责任编辑:zjy 2024-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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