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已经花白的毛江森，已回忆不起一件完整的“家庭事件”。但是提起人们闻之色变的病毒却如数家珍：脊髓灰质炎、乙型脑炎、麻疹病毒、甲肝和乙肝病毒……为了消灭那些危害人类健康的病毒，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他几乎一生都在与被称之为“魔鬼”的甲肝等病毒打交道，特别是积极为人类寻找降伏甲肝病毒这一“恶魔”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一个科学家的责任。他主持研制成功的甲肝减毒活疫苗，有效避免了类似1988年春天在上海和江浙地区爆发的甲肝疫情重演。因此，他被人们称为甲肝病毒的“克星”。
　　
聪明多病的孩子想当医生

　　1934年1月15日，毛江森出生在浙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5岁那年，父母就让他上了本村的小学。毛江森聪明好学，总是全班第一名。读完初小四年级后，毛江森便到江山县清湖镇浦明寺上高小。由于离家有5千米，才9岁的他只好住校。白天他认真听讲，晚上同学们都睡了，他还在宿舍里“开夜车”温习功课，所以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学习上也不知疲倦，毛江森的体质一直很差。有一个学期他得了病，父母闻讯后连夜把他用箩筐挑回家中，静养了近一个学期，他一时成了家里的“病秧子”和“药罐子”。在家养病时，只要身体略有好转，毛江森就仍然坚持自学课文，结果他的学习成绩照样赶上了其他同学。

　　1943年，毛江森考上了江山县立中学。1946年春天，毛江森以骄人的成绩考取了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从江山县城来到省城杭州读书，一下子让毛江森的眼界开阔了很多。特别是杭州高级中学是一所著名的中学，曾与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和上海中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中学”。在校期间，物理、化学和生物课的实验令他着迷，由此他对数理化等科目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晚上“开夜车”解数学题也成了他的一种课余乐趣。这对他后来从事科学研究无形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1951年，毛江森面临着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毅然选择了学医。虽然他的数理化成绩很好，但他忘不了自己在清湖读高小时，因体质弱差点留级的事；忘不了自己小时候每次生病，父母只好到山上挖些草药、刮些树皮煎汤给他喝；更忘不了村民生病时，同样因家境贫寒无处求医，在家痛苦煎熬的情景……进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后，毛江森被分配在医疗系学习。这所学校的学风也很好，老师精于教学、善于育人；学生好学上进、乐于竞争。每天晚上，到图书馆抢位子看书成了学校的一道风景。在大学期间，毛江森便对生物化学及神经内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走上艰辛的病毒研究之路

　　1956年，毛江森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当时的病毒系从事科研工作，成为一个与病毒打交道的人。最初，毛江森觉得所从事的工作既不是自己所喜欢的理工科，也非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医疗专业，有点被“乱点鸳鸯谱”的味道。但是他还是静下心来，投身到病毒等方面的研究中。

　　上世纪60年代，刘少奇提出了《科研工作十二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要为著名科技权威配备助手。毛江森所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主任黄祯祥教授是解放前留美回国的我国著名医学病毒学奠基人、中科院学部委员。他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发现毛江森不仅聪明好学，科研潜质好，而且工作热情高，科研态度严谨，是个可造之良才。1960年，黄教授向组织上提出让毛江森当他的助手，并着手进行干扰素的研究。经过了两年多的认真研究后，黄教授和毛江森便发现了乙型脑炎病毒——鸡坯细胞系统是良好的干扰素生成系统，并较全面地研究了高滴度干扰素产生的影响因素，开创了我国干扰素研究的新领域，建立了一个新的病毒——细胞干扰素产生系统。毛江森还在《中国科学》等杂志上发表了6篇论文，分析了干扰素的产生机理、测定方法和抗病毒作用等因素，这是中国最早的干扰素研究文献。1963年，毛江森晋升为助理研究员。

　　有一天，毛江森在一本新到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中，看到一篇Temin教授的研究简要报告，他用罗氏肉瘤病毒（这是一种RNA致家禽肿瘤病毒）接种到艾氏腹水瘤细胞中，病毒感染后，Temin教授发现除了病毒特异的RNA外，还发现了少量病毒特异的DNA。这一结果让毛江森眼前一亮，他感到非常兴奋。因为当时在分子遗传学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所谓的“中心法则”，即遗传信息是由DNA转录给RNA，再译成蛋白质。Temin教授的这一发现，显然与当时的“中心法则”是相违背的。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毛江森经过再三思索，觉得这可能是具有颠覆普遍性的遗传生物学的重大新苗头。“莫非遗传信息有可能从RNA传递给DNA？”毛江森作为一个年轻的助理研究员，提出了这一重大的命题，成为当时世界上认识到有这种可能性的极少数科学家之一。这时，正好有一家杂志主编约毛江森写一篇论文，他便把这一想法写到《病毒感染细胞的机理》一文中。1965年论文发表后，引起这一研究领域科学家们的关注。上世纪60年代末，Temin教授在研究中证实了“RNA逆转录酶的存在”，为分子生物学的到来打下了基础，因而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同时也使长期存在于毛江森脑海中的那个“问号”，变成了一个“句号”。
　　
研制成功治愈甲肝的灵丹妙药

　　1978年1月，经毛江森申请，他回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在浙江省卫生实验院（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的前身）微生物研究所，从事他长期关注的甲肝病毒的研究工作。

　　最初，浙江省卫生实验院里尚没有病毒学的研究任务，毛江森想选择能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课题。他花了半年时间，深入到杭州、宁波、绍兴等地农村患甲型病毒性肝炎的农民家里，挨家挨户地详细调查疾病流行的相关情况。他坚持亲自与病人及家属进行交谈，查看病人的生活环境，认真做病例记录……为了降伏甲肝病毒这个“恶魔”，让人民群众不受其害，毛江森下定决心要研制战胜甲肝病毒的“灵丹妙药”。

　　如果说去调查甲型病毒性肝炎患者的情况既艰辛又有风险的话，那么去收集甲型病毒性肝炎患者的粪便，更是一项又脏又臭又苦的活。要进行病毒研究，必须先收集病人的粪便，因为甲肝病毒就藏在病人的大便里。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早晨，毛江森就带领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到杭州郊区有些农民的家里或是一些医院，去收集甲型病毒性肝炎患者的粪便标本，回到实验室后，就用放射免疫方法和电子显微镜等设备，像大海捞针般地从这些粪便中分离出甲肝病毒来，这项工作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好或愿意干的。据毛江森估算，当时收回来的粪便标本可足足装满两大冰箱。正是他千辛万苦收集回来的这些粪便标本，为后来研究甲肝病毒创造了条件。

　　为了实现心中的夙愿，毛江森从此没有节假日，实验室成了他的“家”，家则成了他的“饭店”。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中，实验失败了、成功了，又失败了、又成功了，毛江森仍满怀信心一丝不苟地坚持做下去。他的夫人这样回忆道：“那些年他一回到家里是满脸疲惫、躺倒就睡，连话也不愿多说。只有在科研的灵感来时，他会突然从睡梦中醒来或兴奋得嘴里念念有词，有时干脆从床上爬起来用纸笔在写着什么……”

　　经过了几年时间的努力钻研，毛江森和他领导的实验室科研人员基本上搞清了甲型病毒性肝炎发病机理，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科研数据，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成果。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们分离出甲肝病毒（HAV）。接着，又发现红面猴和恒河猴对甲肝病毒有感染与免疫反应，从而建立动物模型，并证明甲肝有隐性感染。随后，又在研究中发现甲肝病毒在组织培养细胞内质网中的增殖现象。在这些基础上，如何培养出甲肝减毒活疫苗毒种（H2减毒株），研制成安全有效的甲肝减毒活疫苗的重任又压在毛江森的肩上。因为这是一项填补世界空白的研制工作，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探索，靠自身的努力去攻克研制中的一道又一道难关。

　　在这期间，毛江森和同事们在对浙江某地人群甲肝抗体水平监视研究中发现，该地人群抗体水平明显下降。这项看似很平常的调查结果，却引起了毛江森不寻常的思索，他很快作了如下判断：在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甲肝病毒在江河湖泊中大面积散布。

　　1988年春天，上海、江浙一带地区有史以来发病流域最广的甲型病毒性肝炎大爆发，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仅上海市就有32万多人被甲肝“恶魔”击倒，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因为该病缘由“病从口入”，为此无数餐馆纷纷倒闭。医院里连门厅、走廊上也摆满了病床。研究证明，这是一场近海大面积被甲肝病毒污染导致海涂毛蚶带毒而转人的甲肝大爆发。这一甲型病毒性肝炎大爆发情况，与毛江森半年前的分析基本一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在日夜盼望预防甲肝的“灵丹妙药”快快问世。

　　有志者，事竟成。1991年，毛江森和助手们花了15年时间成功研制的世界上唯一的甲肝减毒活疫苗，从他领导的实验室里横空出世了。当这神奇的疫苗注射到人体内后，就不必再害怕被染上甲肝病毒了，凶狠无情的甲肝病毒“恶魔”终于被人类降服了。临床使用表明，毛江森主持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安全有效，居国际领先地位。该成果在1993年荣获国家发明二等奖（该年度无一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科技发明成果选集》。同时，他还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1995年，毛江森发明甲肝减毒活疫苗事件，又被两院院士评为中国科技界十大新闻之一。毛江森本人在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此外还当选了浙江省政协常委、省科协副主席，并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等殊荣。

　　如今毛江森院士已年届八旬了，但他几十年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仍有一行字还光鲜如20年前，那就是“为消灭甲肝而奋斗”。这是他1978年决意攻克甲肝而立下的誓言，现已变成了他一生的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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