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味道浓郁的弹格路上，熟悉地形的小商贩们一早就将各自的摊位摆开，蔬果鱼肉沿路横陈，周边的居民即聚拢来问价挑选。
　　11岁到18岁，无数个清晨，少年郑时龄曾在这样的市井景象中穿过多伦路。他的家就在这里，多伦路166号。
　　后来，他长大读书、去外地工作，时隔近半个世纪后，作为建筑学专家又回到多伦路。但这次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参与主持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设计。

　　1952年，清晨中的多伦路，曾经是和平世界里不起眼的一个农贸市场。
　　海派味道浓郁的弹格路上，熟悉地形的小商贩们一早就将各自的摊位摆开，蔬果鱼肉沿路横陈，周边的居民即聚拢来问价挑选。11岁到18岁，无数个清晨，少年郑时龄曾在这样的市井景象中穿过多伦路。他的家就在这里，多伦路166号。
　　后来他长大读书、去外地工作，时隔近半个世纪后，作为建筑学专家又回到多伦路。但这次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参与主持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设计。童年熟悉的街景和历史上的名人足迹相对应，昔日的深厚感情与自己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对于郑时龄来说，多伦路意味良多。

　　光明与黑暗较量的战场

　　多伦路不长。
　　从热闹的四川北路拐进来，呈“Ｌ”形的道路也就550米左右。早在20世纪初期，这里还是宝山县一条无名小浜，直到1911年，英国传教士窦乐安将今201弄以南狭长小路及路西的小浜填浜拓宽，进行越界筑路，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窦乐安路，1918年又与201弄以北较宽的道路相连接，形成现在的路况。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多伦路路面属华界当局管理，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日本海军保甲区。各种势力混杂中，短短一条街上既有国民党大员白崇禧、汤恩伯、孔祥熙的公馆，也回响过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先辈的足音。
　　1924年，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建在多伦路附近，先后策划了“一·二八”、“八·一三”事件。1927年10月到1930年5月，鲁迅夫妇住在多伦路上景云里，并在景云里一连迁了三个门号，在此期间，鲁迅写下了　《为了忘却的记念》《二心集》等。与敌为邻的岁月里，鲁迅在景云里23号住宅的一扇玻璃窗还被流弹打出了一个圆洞。虽是著名作家，但他的生活也不宽裕，许广平曾说“购置的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两椅。”不过鲁迅在景云里的家，正对着茅盾家后门。1928年9月作家柔石也迁入景云里23号居住。日后与鲁迅先生结下深厚友谊的日本人内山完造先生，也在附近落脚。
　　同一个时期里，1927年11月，郭沫若从香港秘密抵达上海，与安娜和孩子团聚，潜居于窦乐安路110号（今多伦路201弄89号）的一栋坐东朝西的二层楼房子。当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刊载《蒋总司令通缉郭沫若之通令》后，郭沫若决定携全家去苏联，但临行前他却得了斑疹伤寒，经内山完造的安排住进日本医生石井勇诊所治疗，病愈后于次年离沪去日本。
　　1930年2月16日，上海新文学运动者讨论会(即左联筹备会)在今四川北路、多伦路口拐角处998号的公啡咖啡馆召开。这一当时由日本人经营的咖啡馆因较为隐蔽，常有左翼进步人士在此活动，中共闸北第三街道党支部也常在此开会。同年3月2日，在今天的多伦路201弄２号（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鲁迅、夏衍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们许下铮铮誓言：“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除去居住其中的名人典故丰富多彩不说，仅从建筑角度看，多伦路沿街20余幢公馆、洋房建筑，包括了英、法、日、荷、西班牙等多种风格。其中，位于多伦路250号的孔祥熙寓所建于1924年，立面及内部呈伊斯兰西班牙建筑风格——穆迪扎尔建筑风格，雕刻装饰及彩色贴面佐以阿拉伯纹样，在上海近代建筑中独树一帜。位于多伦路59号的鸿德堂建于1928年，具有中国宫殿式元素，顶上却设钟楼，作为西方宗教建筑而采用中式建筑的风格，在国内也具有代表性。而永安里的近300幢新式里弄(石库门)建筑群，更是目前上海中心城区内少见的海派居住区，它们与周边山阴路、溧阳路、甜爱路一带“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特色建筑一起相得益彰，成为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童年从这里出发

　　祖籍广东惠阳的郑时龄，1941年出生在四川，抗战胜利后全家搬到上海居住。一家人在多伦路166号的居所位于永安里右门处，在一幢三层楼房子的顶楼，一层是沿街的商铺。父亲过世后，母亲在溧阳路的工厂上班。郑时龄有两个姐姐，虽然出门的多伦路上就有小菜场，但买菜不是他的任务，不过每天去复兴中学上学都要从这里出入。永安里对面的四川北路上有三家书店，买不起时还可以租书回家看，成为郑时龄最喜欢的去处。
　　当时虽然日日沿着名人的足迹走过，但少年时代，郑时龄对此并无特别深入的了解，只是依稀听邻居或同学说，有些建筑里住过一些大人物。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多伦路，已经褪去昔日的传奇色彩，住在这里的住户都是中下收入的普通市民。逼仄的环境里，郑时龄一家只能在晒台上搭块木板放灶台做饭。朝西的小房间闷热无比，夏夜里，他也常常提了毛巾去晒台洗澡。等到郑时龄长大一些考入复兴中学后，他总是从多伦路步行去上学。那时的街区，邻里间风气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由于大多数房子没有卫生设施，居民们总要一早出来倒马桶。
　　等到大学毕业，郑时龄即被分配去外地工作。

　　唤醒多伦路的城市记忆

　　再次重逢是多伦路的重生之际。
　　1997至1999年，时任同济大学副校长的郑时龄主持团队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进行城市设计。当时已经成功设计了许多建筑的他，站在童年熟悉的街道上感叹：“建筑是一个创造人性的场所，又融入文脉。优秀的建筑必定与所处的城市空间有着共生的关系，不虚张声势，不事张扬，不霸道，不摆出一副纪念碑式的架势去统帅城市空间，不去破坏城市空间的和谐。优秀的建筑考虑使用者的需要，以城市的公众利益为追求的目标。”
　　经过郑时龄团队的设计，多伦路重新恢复了弹格路，充满故事的老房子也修旧如旧，团队新设计的“夕拾钟楼”与整条街浑然一体，又成为L型道路的分割点。1999年10月，充满浓郁文化气息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向中外游客撩开面纱，这里成为一张集名人故居、海上旧里、文博街市、休闲社区为一体的上海名片。
　　郑时龄后来说：“在上海之前的建设中，我们比较注重经济而忽视文化，经济的发展缺乏底蕴，现在大家都觉得上海的文化有没有认同感已经成为核心问题。过去，我们总是把西方的认同拿来作为我们的认同，这样我们的文化认同也会失落。多伦路唤醒的城市记忆中，包含了郭沫若、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文化名人，他们都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走在这条街上，也是城市记忆被唤醒的机会，我想人们即使再过一百年仍然不会忘记他们。”

　　郑时龄

　　1941年生，建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

荐稿人：ffy    执行编辑：tmy  2015-10-26  责任编辑：zjy  2015-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