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98岁。除了各界举行各种深切哀悼之外，在网上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网友的情绪尤其高涨，甚至有人建议为钱老降半旗哀悼。在中国，这位家喻户晓的科学家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科学的范畴，这从一件事上可见端倪。在几年前的一次中国十大文化偶像的评选中，钱学森与鲁迅、金庸等人一起名列十大，成为上榜的唯一一位科学家。也许是因为有着当年被美国软禁五年而后毅然返回国家的经历，使得青少年们愿意把他当成民族英雄而崇拜。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在瞬间讴歌英雄，然后在瞬间将其忘记。尤其是当你知道从去年就开始准备重新修葺的钱学森故居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刻还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的时候。而我们，只想还原一个真实的钱学森。他热爱管乐，内心丰富，他鼓励青年自主研发，他曾经六次改行，他也犯过错误。

漫漫归国路

　　“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贾鹤鹏说。为了这20年的时间，钱学森和他的家人经历了不为人知的苦难。

　　就在不久之前，为了筹建钱学森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档案史料研究室主任史贵全去美国国家档案馆整理资料，发现了一份钱学森归国之前的档案资料。“在这份800多页资料中，留下了钱学森与美国当局抗争的详情。钱老被美国当局诬陷为间谍，在听证会时，钱老义正词严地当庭反驳美国当局对他的种种污蔑。”在史贵全看来，这份资料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美国政府对这位麻省理工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先是抄了钱学森的家，把他本人关在特米那岛上，关押14天。紧接而来的，又是5年折磨人心的监视和软禁。钱学森长子钱永刚彼时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是我母亲蒋英的琴声和歌声，安抚着父亲低落的心情。”

　　在我国政府的斡旋和各方努力之下，钱学森和家人终于能自由回国了。由于飞机航班很少，回国心切的钱学森决定立即买船票回家。船务公司得到移民局的交代特意刁难钱学森，买船票时，售票员一听是钱学森，便说一等舱已卖完，只有三等舱船票。事实上，一等舱船票很富余。钱学森买了四张三等舱船票。就这样，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舱内，钱学森带着夫人和一对儿女一家四口睡着上下铺，踏上了回国的路。“我们全家一路颠沛辗转，终于到达深圳罗湖桥头，当时代表中国科学院来迎接我们回国的人，是科学家朱兆祥。”自踏上神州大地之后，在钱永刚的记忆中，父亲再也没有穿过西装。

　　二代的火箭让二代造

　　1966年10月27日，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的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中国拥有了真正的核武器。外电纷纷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看到这条消息，在家中的蒋英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闪念——莫非是他？此时，与钱学森多年相濡以沫的夫人蒋英的担心已经到了极点，三个月了，没有一封信一个电话。果然，又是两个月过去了，钱学森背着深绿色的军用包出现在家门口，身体瘦了一圈，脸庞晒得黝黑，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钱学森前瞻性的眼光。”贾鹤鹏认为。上世纪，我国开始研制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当时，年轻的王永志因为提出了大胆建议引起了钱学森的注意。

　　1964年，王永志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第一次飞行试验。在计算火箭的弹迹时，研发人员发现射程不够，需要考虑多加一些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王永志结合当时炎热天气对推进剂密度的影响，经过周密分析计算，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导弹就能达到预定射程。其他老专家都认为这个“反弹琵琶”的想法近乎天方夜谭。年少气盛的王永志不甘心，鼓起勇气向发射场技术总指挥钱学森直接汇报。

钱学森耐心地听完了王永志的想法后，马上把火箭总设计师叫过来，说：“就按年轻人的意见办！”果然，火箭卸出推进剂后射程增大了，连打三发，发发命中。之后，钱学森郑重建议，让王永志担任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现在，王永志除了对伯乐充满感激之情外，也感受到了钱学森的超越历史的眼光：“随着我自己年纪的逐渐增长，我越发认识到钱老建议的高瞻远瞩。”

严谨的晚年生活

　　晚年的钱学森，卧病在床，安心静养，除了身边的秘书和家人之外，很少与外界直接联系。

　　“他获取信息的通道有两种，一个是读报纸，一个是听广播，却不看电视。”叶永烈说，这是钱老从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任教期间保留的习惯。

　　钱学森科学的严谨作风也带到了他的生活中，他恪守固定时间。每天早上7点，他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档名为《科学知识》的节目。晚上6点半，则把时间雷打不动地留给了广播版的《新闻联播》。

　　“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是，钱老和计算机打交道的时间不算短，但他在晚年连电脑和互联网一下都不碰。”叶永烈记得，几年之前，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把一台笔记本电脑放在父亲病床前。钱学森连忙挥手，示意钱永刚把电脑拿走。“听钱永刚说，钱老有三个秘书。互联网时代，没有人会像钱老那样，每天亲自做简报。”

　　每天下午3点，钱学森会从床上坐起来，认真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8份报纸，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那些美妙的文字剪辑下来。“只有在最后的几年，钱老的听力下降得很厉害，他才开始看会儿电视。”叶永烈告诉CBN记者。

　　钱学森对于艺术的感悟能力给作家叶永烈留下深刻印象。

　　1990年，在考察我国现代工业城市的弊端，身怀忧虑的钱学森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在79岁高龄之时，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

　　“别以为科学家都很严肃，钱老的兴趣也非常广泛，喜欢摄影，会吹小号，会画画。”尽管钱学森总是自谦自己对艺术是外行，但叶永烈觉得，钱学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他晚年在建筑、园林等方面也有所研究，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忧心出不了杰出人才

　　晚年的钱老还十分关心国家人才的培养。

　　“我已90多岁了，正在思考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其中包括如何使我们一些一般性的大学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达到科学和艺术结合的标准。”据涂元季的回忆，最后几年的岁月里，这位暮年老人的内心最担忧的事情、“整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忧虑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7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探望钱学森时，这位脾气温和却个性秉直的老科学家向总理谏言，批评现在的教育体制存在问题。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人才？”在温家宝总理的记忆中，这句话已经讲了五六遍。

　　事实上，钱老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一贯的。

　　在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看来：“武汉大学的建筑学科，如果没有钱老，

也不会有今天。”

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正在筹办开设建筑学专业。筹办人张在元两次申报未果，第三次申报时，有人指点他说，批准的唯一可能就是有钱学森的论证。张在元四方奔波，一周之后，终于找到钱学森。欣喜国家人才培养的钱学森，欣然写了5页论证综合性大学办城市规划专业的可行性报告。凭着这份报告，武汉大学终于成为全国综合类大学中，第一所开办建筑学相关专业的高校。

毛泽东与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