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走过了不少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辛酸坎坷路。我还记得他在晚年常常和我们谈的一段话：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我出生在父亲是名人的家庭里，从而决定了我一生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命运。父亲因设计、领导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多年来，有关他和此桥的历史渊源——造桥、炸桥、修桥，已有大量文字记录，我无须再画蛇添足。

　　我曾在报刊上见过不少歌颂某些名人、要人的文章，作者还“烘云托月”地把他们的子女也捧上了天，使人看了难免喷饭！我父亲显然不是此类英雄豪杰。据我所知，他一生遇到的许多难题，无论工作上的，家庭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私”字的，在他离开这世界以前，都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没有能如愿。这当然是正常的：名人也是“人”，他也无法摆脱困扰“人”的种种局限、牵缠和七情六欲。

父亲的五个“早”

　　父亲有五个早，分别是大学毕业早（18岁）、留学早（21岁）、得博士学位早（24岁）、当大学教授早（25岁）、当大学校长早（29岁）。父亲从唐山路矿学堂（大学）毕业时不仅年岁早，而且成绩好，在校四年，年年考第一。

　　我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大学里一位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在学期终了来我家送信时和母亲随便聊起：“考第一名的又是那个小个子姓茅的，别看他的个子小，将来一定能干大事。”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位“姓茅的”就是她的丈夫。他的话后来果真应验了。之后，父亲考取了清华留美研究生，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创造了“茅氏定律”。那时，他年仅24岁。

　　我想接着那位邮递员的话谈谈父亲的学习方法：他多次告诉我们，在学校上课，最重要的，除了自身无法改变的条件——天资外，就是要彻底地弄懂每天上的每一课的内容，不能等到明天；其次是把时间分配好，根据学科的难易合理安排时间表，严格执行，雷打不动。即使某一科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完成，也不延长，留诸日后补上，随即进入下一课，使各科均不落后，齐步向前。他的这种学习方法帮助他在求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我曾经照办过，效果很好，但未能持久。不少学者都提出过不同的学习方法，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用什么方法，贵在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大家都承认运动好，但有多少人是经常运动的？所以，父亲常说：“知而不行，无济于事，只有坚持才是成功之母。”

把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父亲因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我家那时都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去美国留过学。因此，年轻时，我也把去美国留学看成是功成名就的必由之路。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学习从不横加干涉，他常对我们说，“只要学出个名堂来，学什么都可以。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名列前茅’。‘茅’字在此成语中的意思就是用一种叫‘白茅’的植物所编织的旌旗，它应该走在最前面。你们有幸姓‘茅’，不要辜负祖上传给你们的这个激励人上进的、稀有的好姓氏！”

　　他的民主精神可从他的子女所学的专业中得到答案：我们兄弟姐妹6人中有学物理、文学、音乐、制药、地理、心理的，但没有一人是学桥梁的。可是，有时过分的民主也会让孩子们放任自流，步入迷途。我选择了音乐，更是有如“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在我的盲目坚持下尽力促成。

　　父亲的数学很好，他年轻时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以后的第100位。但很遗憾，他这份基因没有遗传给我。我对数学不感兴趣，有时还考不及格。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是音乐可以陶冶、改变人的性格。于是他多方打听，想找个音乐老师来教我音乐。那时，我大约是10岁。正好，邻居中有一位叫丁继高的会拉小提琴，父亲就为我买了一架玩具小提琴，请他来教。那时，我把它当做我应该追求的人生的最大幸福、最大目标和最大的快乐。我暗自下了决心：将来也要做个小提琴家。

　　父亲心中一直有另一座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让子女“成名成家”。我很小就知道父亲是个名人，因为在报上常常见到他的名字。在杭州时我常看见和他来往的客人如竺可桢、侯德榜，以及科学界的许多朋友。只见他们汽车出入（那时坐汽车的人很少），受人尊敬，他们的生活比普通人优越得多。我呢，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个名人“之后”。这个“之后”使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窥见这月宫内的、芸芸众生以外的、显赫名人的另一种生活，羡慕不已，企盼不已。我要立志把这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书到今生读已迟

　　父亲常教导我：“人，一定要和某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现在人们一提到‘桥’就会想到我，希望以后人们一谈到‘小提琴’就会想到你。”

　　1940年，我考入了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1943年，我见到我校一位同学去了美国。她父亲是当时国民党的财政部次长。受其影响，我这留美夙愿不由得萌动，遂向父亲提出：“我也想去美国。”父亲造了钱塘江大桥后，在旧社会出了名，一个人有了“名”，就会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我就是在他的这些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圆了这场美国梦。

　　我赴美前夕，父亲亲自为我买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等书籍，还有毛笔、砚台、墨、宣纸这些“文房四宝”。他在机场给我的临别赠言，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你到美国去，千万不要把中文丢掉。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将来中文必有大用处。除了你的专业外，当然要在美国花大力气、大工夫把英文学好。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不花大工夫、大力气，是学不好的。千万不要学成个假洋鬼子，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只会在中文里夹几个英文单词，而且别人还听不懂！一国的语言当然可以译成别国文字，但只能译故事情节，不能译‘诗’。各国语言都有它们自身的美，这个‘美’是翻译不出来的，我不相信英文能翻译唐诗、宋词；也不相信中文能译出莎翁和勃朗宁的诗的‘诗’意。唐诗之‘美’只能用中文来表现。所以，中文要学好，仅仅看白话文还不够，还要学一些古文。中文的感觉有一大部分来自古文，没有一定的古文修养，中文也难学好、写好。”但来美后，我忙于学校的功课、练琴、学英文，连一页中文也没有看过，一个毛笔字也没有写过，辜负了父亲的好意，今日思之，仍感十分愧疚。

　　不少人都知道，30多年前，翻译家傅雷先生写给他儿子的信札《傅雷家书》传播甚广。听到傅先生这本“家书”，我就联想到，父亲其实也有值得一谈的“家书”。1944年赴美留学期间，父亲为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便用英文和我通信，我也用英文回信，他再把我每封信中的错误改正后寄回，作为我的一种英文作文练习。他在我的信上密密麻麻地用小字指出我在语法上、拼法上、习惯用法上的种种错误，我后来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像是一本很适用的小字典。他的信，除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对我的学习方法、为人处世，也都大有裨益，我一直把它们当做至宝珍藏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红小兵抄走。

　　当时年幼无知，我完全不知道学音乐、学艺术、学文学，还需要具备与生俱来的种种条件，否则为什么古人说过那样一句至理名言——“书到今生读已迟”这条件包括自身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缺一不可。世界上没有一位成功的音乐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美国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它粉碎了我成名成家的美梦！使我懂得：美国并不能把庸才变成天才！于是，我就从云雾中的“音乐家”之梦坠落，在地面上安于做一个与我理想中的“家”字相去十万八千里，标有“教授”、“主任”、“演奏员”等头衔的音乐工作“者”而活到了今天。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

　　父亲于1933年至1937年间在杭州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时，我们兄弟姐妹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时，他工作繁忙，我们虽有时同居一处，也常一两日不见。只要他偶尔回来早些，我们就拉他到客厅里去天南地北地话家常。谈话内容总离不开我们各自的“鸿鹄之志”：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文学家，有的要当音乐家，有的要当心理学家，有的要当医生……父亲听后总是说：“无论你们要成什么名，当什么家，都要有真才实学，千万不可做个貌似巨人而实为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此类怪物我确实见过不少，他们最多也只是被某些要人、名人吹捧得昙花一现而已。”

　　他的话有新意、有深意，我们都铭刻在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1937年秋，日寇逼近杭州，我们一家人撤离到大后方。此后，这钱塘江畔的故居便成了我永恒的记忆。2007年，在阔别了杭州70年之后，我专程前往，重温旧日儿时梦。我最想见到的当然是我生活过的旧居和父亲办过公的一幢大楼。幸而我还记得那时我家的地址是西大街开化路8号，我访问了几位老人才找到。

　　从大门外见到它坍塌的围墙时，我感到恍如隔世。一进门，见到的是一切皆破旧。整个房屋经过“文革”浩劫、违章搭建、年久失修，千疮百孔。花园早已不复存在。草地上挤满了简易房屋，住了多户人家，大人、孩子，人声嘈杂，走廊上还挂着尿布，下面放着小马桶。这一景象令我惊愕不已。

　　我记得父亲当年使用过的办公大楼坐落在杭州闸口的一处小山冈上，父亲带我去过多次。他常在此用望远镜远眺大桥工程的进展，没想到这栋大楼已荡然无存。我站在小山冈上远眺，父亲的铜像和晨曦中的大桥尽收眼底。桥下江水滔滔，风帆点点，薄雾蒙蒙，如梦似幻。

　　70年来，我去过世界上的不少地方，见到过纽约的摩天大楼、斯德哥尔摩内海上灯光闪烁的夜景、孟买的一望无际的海滩……但常使我萦怀在心的还是钱塘江水流过的这块平常的、我独一无二的故乡。我不由得想起周邦彦的一诗句：“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钱塘江水从大桥下奔流东去，也带着父亲一生的辛劳和成功的喜悦，从他子女们的心坎上流过。

　　父亲，您安息吧！

　　摘自《环球人物》2011年第33期 茅于润 口述 铁雷 整理

荐稿人：zjy  2012.2.9    执行编辑：zjy  2012.2.9    责任编辑：tmy   20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