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事》 选载之六
讴歌编著  三联书店2007年 10月出版

     晚年的吴阶平，经常在各大医学院做一个同名的演讲:如何做一位好医生？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奥斯勒在1903年对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医学生演讲《行医的金科玉律》时说:“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在这个使命当中，用心要如同用脑。”
      晚年的张孝骞亲自为那些刚进本科的学生讲课，其中就包括这个古老的命题:如何成为一位好医生?
      张孝骞对这个问题的演绎是“戒、慎、恐、惧”。“如果说我行医60年，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这四个字大概可以算作第一条。对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能适用。”他对临床医学的定位是“服务医学”，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
      “这不是故作姿态的谦虚，而确实是经验之谈。”
      50年代后期，有一名中年外国人到协和医院求诊。病人入院时症状非常紧急，气喘、心痛、呼吸困难，很有些像心脏病。张孝骞给他诊断过，虽然觉得心脏病依据不足，可一时也下不了结论。后来，他病情稍有缓和，便要求出院。不久，他突然休克，抢救不及，死去了。做尸检，发现是肺动脉栓塞所致。这时，张孝骞塞才明白，发生栓塞的原因是由于他患有静脉炎。但当初问病史时没有问出来，也没有去翻他的老病历。“这个例子，我曾向许多人谈过。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多问几个为什么，并且随时准备在新的事实面前改变原来的结论。”
      一个病人痰中带血，下肢浮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血球。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了会诊，在对病人做了初步检查后，也同意这个诊断，并且拟定了治疗方案。张孝骞回到办公室，但放心不下，唯恐诊断中会有疏漏。经过反复思考，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做了一次检查，发现病人的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果然证明病人不是患的肺-肾出血综合征，而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一种假象。
      许多在协和以及从协和出去的人，听过张孝骞“向病人学习”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用张孝骞的话表述，就是:“医学不像其他学科，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通过公式进行演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说，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因此，在病人面前，我们永远要当小学生。”医学虽属于自然科学，但却带有社会科学的成分。构成疾病的因素十分复杂，因为人不只是生物的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经历、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素质。
    1953届的协和毕业生，在协和工作多年的呼吸专家罗慰慈，在1987年的《协和青年》上写道:老协和人说"协和精神"，很简单，就是服务病人、奉献自己。吴英恺《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中提到行医之道的第一点就是真正关心病人。“毕业后，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层次多，工作要求细，实习大夫、住院大夫每天至少要看两次病人，主治大夫至少看一次病人，科主任也照样天天看病人，有的星期日上午还来看病人哪。病人的情况吃得透，问题解决得快。解放后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医生关心病人的热情和深度是令人难忘的。”
      妇产科专家杨秀玉认为，一个好医生，必须从每个病人身上体会，今天这里体会到一点，明天那里体会到一点，加以集合提炼。她举了协和妇产科绒癌如何突破的例子:现在大家都知道，绒癌化疗在使用5氟尿嘧啶时，需大剂量静脉匀速滴注八小时。但是怎么发现的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是从病人那里学到的。最初，给病人做化疗，用的都是静脉推注，像打针一样把药水推进去，由于是静脉推注，所以剂量不可能上去，同时病人的药物反应强烈。后来，有一次查房，一个病人无心地说了一句:今天护士给她推得很馒，所以她感觉比较好，反应也轻多了。宋鸿钊立刻把全病房所有的医生护士叫到一起开会，后来经过研究，把静脉推注改成了静脉点滴，又找到了八小时点滴是最佳化疗时间，副作用最小，效果最好，把推注改成点滴后，大剂量化疗才成为可能。
      1965年，杨秀玉所在的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呼吸没了，只有心跳，那个时候没有呼吸机，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医生得不停地捏麻醉机的皮球，一分钟捏16下，所有的医生轮流捏，一直捏了72个小时，终于病人有了自主呼吸。病人康复以后，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成了劳模。他一直觉得自己这条命是医生捏回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什么是好医生？好医生在那时的标准，就是为了挽救一个普通患者的生命，连续72小时捏皮球。
张孝骞说:“病人把生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怎能不感到恐惧呢？”
      老协和医生常说一句话:“大夫的时间属于病人，不属于他自己。”林巧稚说:“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方圻说:“大夫决不会只做8小时工作。”一切为了病人，这是老协和认为选择了医疗为职业，就自然应该做的事。他们当中不少人放弃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婚姻与家庭。
      以培养医学精英为定位的协和，为什么她的毕业生，最后没有“高高在上”，反而成为一位位散落在各地医疗机构、真切服务于大众、赢得敬重的知识分子呢？生活在医疗这个行业里的知识分子，即使身为精英，也必须贴近这个职业指向的对象——病人，必须贴近大众去解决如何与社会产生联系的问题。他既不能躲藏在目己的世界里，也不能丢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原则；医学知识既用来改进现实情况，也完善了自我。
      “以病人为中心”这一句话，还有更深的含义，它类似于“好的医生是治疗疾病，而伟大的医生是治疗患病的病人”。
      张孝骞后来主要的专业虽然是消化内科，但是他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经常能诊断出其他方面的疾病，有些还属罕见病例。难怪有人说:张孝骞不是消化内科专家，是内科学家。他面对的是整体的人，而不是自己专业领域的病。
      在今日，“做人”已是一个不怎么被提及的词，它的素质、品德这些类似的词，被今人视为过时的八股。但在说到医生这个职业时，做人却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医学有两座高峰，一座是学术高峰，一座是医德高峰。”
      从医生的职业角度来看，这个职业与“整全的人”有关，和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境况有关。倘若，疏于培养我们对整体的感受力，疏于向我们展示知识的广阔视野，疏于训练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么这一职业的训练必然是没有远见的，也是不彻底不人道的。
      一位叫休斯顿的医生在1936年写道:对病人的心理感受的评价正是医生区别于兽医之所在。
      吴瑞萍在协和担任儿科第一住院大夫期间，儿科还没有从内科分出来，仅有两名住院医生。有一个10岁的女孩，拟诊为颅内肿瘤。为了明确诊断，上级医师提出应做气脑造影术。但这种造影术有一定危险，可能会发生意外，需要和家长谈话告知这种风险。家长听完后不同意做，井决定出院；但就在家长办理出院手续时，女孩的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昏迷不醒。这可能是因为颅内肿瘤引起颅内压增高，而发生的危象。
      在一系列抢救措施后，女孩死亡。家属因此怀疑医生未经他们同意，私下进行了造影术，和医生争吵不休。吴瑞萍对女孩的父亲做了近两个小时的耐心解释，说明发生这种突然变化的可能性和原因；医生决不能做也决不会做违反院规和医学法律的事情，如果不信，可以用尸体解剖的方法来查明有没有做过这种造影。女孩的父亲终于表示相信，不再深究，但也不同意进行尸检。
      事态到此，本己平息，但这时女孩的姑妈又来到病房大哭大闹，非说是院方弄死的。这位姑妈前一天来病房看女孩，因为当时不是探视时间，所以值班护士不让她进来，便争吵了起来。当时护士没有耐心解释，态度有些过激。姑妈得知女孩死亡的消息后，赶来质问:为什么前一天不让探视，才过了一天，小孩就死了呢?正在姑妈哭闹时，女孩的母亲到病房取剩下的东西，她说，她亲眼看到主管女孩的医生，在整理尸体时，不住地流眼泪，可见医生是富有同情心的，对工作也很认真。如此这详，才说服了哭闹的姑妈。
      这件事使得当时是住院大夫的吴瑞萍深有感触:医生的耐心解释、富有同情心和对病人决不耍态度，这三点是处理医患关系的必备条件。
      1955年当选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吴英恺曾说:“学医不难，学成良医则不易。”
      他在开创安贞医院时，为医院提的院训是四个字——公、勤、严、廉，在他看来，这就是做医生的标准。公就是公私分明，至少是先公后私;勤就是勤学、勤干；严是学术上的严谨，工作上要严格，做事要严密；廉就是廉洁，不得以医谋私。
      如何做一位好医生？这个古老的命题，从有了医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那些希望深切理解医生这个职业的思考者。吴英恺的公、勤、严、廉，张孝骞的戒、慎、恐、惧，是老一代协和人对如何做一位好医生的回答。“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这样的话，虽然听来简单朴素，但在今日医生的实践中却步履维艰。医学改变了世界，医学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变化的世界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但是医生面对提供医学的对象——病人时，一切理论都应该回归最初的本质，去思考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如何做一位好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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