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写作者，也是和中国一起成长的亲历者。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从1978年到2018年。

　　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但同时极其贫穷、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84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到2015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5.03万元。

　　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想象的。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在中国。

　　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全部都是国有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超过25家是民营企业。

　　1978年，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私人汽车。今天，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了很多中国家庭的标配。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了巨变。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02岁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他有三个结论：

　　一、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三、虽然中国很成功，它的发展还会得到延续，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写了《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我在书里总结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大动力，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制度创新。
　　这40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创新、不断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二、容忍非均衡。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打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意味着开始容忍非均衡的发生。
　　与此同时，国家提出了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还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的圈，叫作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等等，允许一部分区域先富起来。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由此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三、巨国效应。
　　这个词是我和经济学家管清友2017年去瑞士时聊起来的。40年来中国的发展和巨国效应有很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有多少呢？将近60%。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已经有2.3亿人了。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四、技术破壁。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要不断进步发展，依靠的是两种能力：一是制度变革，二是技术变革。

　　所以回过头来看，这40年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技术浪潮推进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正好遇上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机遇。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了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瞭望未来，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风起云涌，而这些技术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所以，我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要写回忆录了。但是今天，可能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摘自财经作家吴晓波在“预见2018”年终秀上的演讲。）

(《解放日报》2018年1月5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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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稿人：lry 2018-01-05  执行编辑：lxl 2017-01-07  责任编辑：ffy 2018-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