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上课，不仅水平高，功底深，内容丰富，脍炙人口，令人难以忘怀;他们上课的开场白，也各有千秋，见秉性，见风格。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这且不说，他在抗战时期跑防空洞，有一次看见作家沈从文也在跑，就大声喊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沈从文脾气好，并不与他一般见识。

　　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喝堂彩。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从文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大诗人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

　　启功先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永，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听大师上课，如醍醐灌顶，是十种美妙享受;光是那一句非同凡响的开场白，就能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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