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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与坚忍
作者: @#赖东进  阅读次数:43807

—乞丐囝仔的奇迹人生

  生于乞丐之家

  我们家总共有十二个小孩,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我出生那年,父亲己经四十二岁了。那年我们浪迹到台中的东势镇,我是在当地的百姓公庙中出生的。百姓公庙是供放死人的阴宅,前有河流后有青山,接生的产婆说,接生之时她似曾看到一条青龙现身天边。父亲大喜,便为我取名“东进”。

    

  我出生后,母亲就一次又一次地怀孕,接连生了“一打”的小孩。那么穷的家庭,这么多的小孩,父亲去乞讨喂饱自己都来不及,更别说照顾我们了。在我的记亿中,每当我与父亲出外乞讨,母亲就会被父亲用一条绳子或是铁链绑在树下,以免她乱跑。

    

  没有父母的照顾,我们家的孩子都是一个带一个,在泥地上吃泥沙长大的。不幸的是,大弟出生后,遗传了母亲的智障与精神异常。从此以后被绑在树下的不只是母亲,还有一个弟弟。

    

  父亲因为看不见,所以在每一个小孩的脖子上,用一条红色的丝线绑上几个铜铃,当我们在地上乱爬的时候,他便靠着声音来辨识几个小孩的方向——  谁要是爬远了,他会马上大手一抓把他给拎回来。

    

  我在刚学会走路的一岁多时,就摇摇晃晃地跟着姐姐去讨饭。记亿中,父亲不曾称赞过我读书以后所得来的任何一张奖状,倒是有一件事情他常挂在嘴边。他总是略带得意地说:“阿进才两岁的时侯,有一天跟着家人去乞讨,一天下来从草屯走到埔里,整整走了四十公里的路呢!”

    

  五岁那年,母亲陆续生了三个弟妹,姐姐必须留在百姓公庙照顾幼儿,于是我便开始单枪匹马去行乞。虽然只有五岁,但在“丐帮”的资历上,我可说已经有了三年半的“年资”。行乞难不倒我,只是没有避孕观念的父母,仍是不停地怀孕生子。后来我一个人要负起抚养全家十四口人的重责。

 

  艰辛的求学之路

  终于可以去上学了,这一年我十岁,整整比同班同学大了二三岁。


  上学的第一天,我说不出心中有多兴奋,几乎是一路蹦蹦跳眺往学校的方向去。


  才看到学校的大门,正要奔跑过去,几个高年级的学长走了过来。我看到他们不怀好意的笑容,刻意低下头放慢了脚步。只是我的低调并没有让他们放过我,其中的一个学长故意撞了我一下,另外几个马上跟着起哄:


  “乞丐也来念书耶!”

    

  “哎哟,别弄脏了我的衣服哟……”

    

  “穷鬼子念什么书啊?毛病!讨饭去吧!”

     

  听着他们恶意的讪笑,我咬紧了牙根,身子紧紧地贴在墙壁上,整个身体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

    

  好想好想回过头去狠狠地给他们一拳,几年流浪锻炼出来的身体,我知道我一定会打赢!可是想到若是爸爸知道,一定会很伤必,万一他生气不让我再来念书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想到不能念书,我心如刀割。我告诉自己:要忍耐,要坚强,不准掉眼泪!不要和他们起冲突!然后我强忍着弯迸巷子里,一直走到没有人的地方,用拳头拼命地敲打着墙壁,一声声他低声嘶吼,眼泪如泉涌般地流下来。                        

                        

  乞丐也有出头天,我要化悲愤为力量!

  我知道家里穷,为了一家人三餐生活,上学后我还是一面读书一面继续行乞。每天晚上和爸爸行乞至凌晨一两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帮爸爸煮点吃的东西,已是近三点,我才能安心睡觉,早晨五点多我又爬起来念书、洗衣煮饭,然后才去上学,六年如一日。

    

  因为上课占据了一天大部分的时间,所以晚上行乞就要更加努力,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一放学,我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换下学校的制服,牵着爸爸出去行乞。

    

  台中火车站、夜市、天桥、大街小巷,只要有人潮的地方,我们父子俩就坐下来,爸爸有时边奏边唱,有时候就跪在地上不停地向人磕头,而我在旁边借着微弱的路灯余光跪在地上写功课。

    

  不过,在大街上写功课也不能太专心,爸爸是听零钱落在脸盆中的声音来答谢,但是也有一些人会丢五角、一元的纸钞,这时候我要负责提醒爸爸,再去捡颗小石头压住纸钞,免得被风吹跑。警察也会不时来取缔,刚开始我们没有经验,附近所有的摊贩都悄悄地将摊子收走了,我们还傻傻地跪在路边行乞,结果被警察将我们父子俩一起抓到收容所关了两天。有了这次经验后,我只要远远地一看到警察的身影,就立刻告诉爸爸,然后一溜身先跑离爸爸身边,这样父子才不会一块被抓,不然家中的妈妈和弟妹谁来照料呢?

 

  人生的选择

  就要高中联考了,我又陷入了挣扎。

    

  我那时在全校最好的班,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是将“读高中,念大学”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我很希望可以读大学,可是若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六十岁的爸爸就还要继续再做七年的乞丐,才能供我完成学业,而此时弟妹也渐渐成长,爸爸一个人如何负担得起?我百般思量,最后还是选译了报考职校,学习技之长,而且没有了再升学的压力,晚上我可以去打工赚钱,三年后进人职场,也可以帮爸爸分担家计。

    

  进入省立高职,我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每天一下课,我骑上小学毕业那年老师送我的脚踏车,来回三十公里,直接到工厂上晚班。到了假日,我就到鸭寮中打工,一天工资大约是八百元,加上晚上工厂打工的三千多块,对家人的生活不无小补。虽然工作让我忙得像头牛,但为了省钱,我年年仍是努力以最好的成绩去争取奖学金。就算不能读大学,至少我不能让自己放弃对知识的追求。

    

  高职第三年,我进入了中美防火公司。

    

  中美是一家制作防火器材的公司,说是“公司”,其实除了一个老师傅(老板)之外,就是我这个临时的工读生。另外还有两位先生是以论件计酬的方式工作。我从最基层的打杂,到技术层面的工作,一点一滴地学,我在成长,也看着中美成长。

    

  这之后的二十多年,我一直都在中美工作。中美的业务蒸蒸日上,后来在台北又开了一家分厂,三十岁这一年,我升任厂长,老板将台中的业务全部交给了我管理。

    

  从零开始,我和老板一起打拼。有人问我工作的哲学是什么?我想没有什么哲学,就是“认真”两宇。流浪生涯让我明白世界上没有侥幸,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生命的一切,每一分的打拼都像是一块坚实的砖,一点一滴在为我们的人生奠基,人生如此,工作亦复如此。

    

  这之间我谈过几场恋爱,我一心希望能找一个乖巧、对家庭有责任感的女孩。我想到十岁那年,在村子里看小朋友打陀螺,我想爱情就像是打陀螺吧!人与陀螺若是能配合一致,陀螺才能转得又久又好,但若是不协调,就算一时激发出美丽的火花,转个两三下,还是无疾而终。

(全文转自2008年10月21日《作家文摘》第16版,摘自赖东进著《乞丐囝仔》)

 



荐稿人:116  2008-10-23   Sm:119  Sj:119  200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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