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于丹生在文革,活在80年代,活在21世纪。在四合院里读诗词,在大学校园的古典文学课堂里被西方思潮洗礼，在影视传媒系记录并催化中国社会的发展。

　　只不过,她红在《百家讲坛》,在人们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时候,成为前路上的引导者，虽然有人不买这个账。

　　如果说她讲课时神闲气定,语言优美雅致,古今中外,信手拈来,相信不会有人认为这是溢美之辞；电视里的她,给人一个完美的“古典”的印象。但生活里的于丹,像老年人一样爱戏曲,也像年轻人一样爱周杰伦；像旧知识分子一样爱诗词,也像艺术青年一样爱爵士乐,像时尚分子一样着漂亮晚装。但这次,我们不想只谈电视里的她,也不只谈生活里的她,而想向你呈现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30年来的精神成长史。

　　幼承家学渊源,而后在80年代经受摧枯拉朽、野马奔腾的思潮洗礼,经历90年代迷茫与空虚的物质世界,在传媒中找到行动的能量与方式,最终各个方向的江河汇成大海,在融合中获得身心与灵魂的平衡。于丹精神成长史中各种力量撕扯和融合,构成了斑驳杂糅的色彩；与她一样,这三十年,中国人的精神经受各种影响,经历无数转折,在多种元素的冲撞中不断丰富。

　　穿越于丹的精神成长史,穿越到她的童年、青年、现在,而不只是看她在电视上的讲解,会更接近以下问题的答案:三十年,人们的精神追求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传统文化和先贤经典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孤独的孩子(1965-1982)

　　我是在戏曲、诗词,在风花雪月的流光下酝酿大的一个孩子。时光在我眼里,是悠闲的。

　　童年·在诗词书堆里熏大

　　记者:现在人们对你的印象,是旁征博引、出口成章,但你曾说你小时候是个非常内向的孩子。

　　于丹:我小时候生长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我出生在文革动荡的年代,我们家是老北京一个旧旧的四合院,我父母都下放了,我是独生女,和我姥姥住在一起。她是一个要求很严格的旗人老太太。我一天幼儿园都没有上过,在六岁半上小学之前,我是封闭在那个院子里的一个非常孤独的小孩,没有小朋友一起玩,只有我姥姥教我背诗词,写毛笔字。我爸爸和我姥姥都写一手好字。那个院落有三进院子,第一进是青砖的天井,下了台阶是个大院,很安静,长满各式各样的树木和鲜花:枣树、海棠树、梨树、香椿树……每年5月,还会有灿烂的红石榴花。沿着一个窄窄的小坡上去,后院没有花,荒烟衰草。我跟着我姥姥,在枣树和香椿树栓上皮筋,自己跳皮筋。

  记者:你会渴望走出院子去玩吗?

  于丹:也不会,时光在我眼里,是悠闲的。那时候经常坐在海棠树下数花瓣,扑扑簌簌。那时候觉得,海棠树好大呀,满地落英缤纷。所以我很小时候是个特别风花雪月、多愁善感的孩子,喜欢读黛玉葬花啊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人可以沟通。

  记者:您父亲于廉曾经是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国学基础深厚,有的资料说你四五岁接触《论语》,五岁半读《红楼梦》,是不是和父亲有关?

　于丹:因为我爸爸是旧知识分子,他的国学底子非常好,所以我看书很杂；但其实四岁读《论语》是媒体的放大,我四岁时候没有读论语,而是家长开始给我解释和讲论语。我爸爸那时候带我在任何一个地方玩儿的时候,可能就说你看这么些个

叔叔阿姨,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去数数,这里头有多少个老师,然后我就会折算三点七个老师啊,二点八个老师啊,我爸爸又说你自己去看谁是老师,我就会看到一个特善解人意的阿姨,照顾完老的照顾小的,我就觉得她肯定是老师。爸爸教育我的方式其实是我一直感激的,我觉得我们家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不在于内容而在于方式,不在于让我记了多少东西,而在于让我从来没有反感过,我一直就认为是玩儿着的,如果我半截跑了——他正说到一半我跑了,我从来没有被爸爸拎着耳朵给揪回来过,跑就跑了,下回再说。爸爸还喜欢听戏,弄得我一天到晚哼哼唧唧地跟着他听。但是我们的兴趣点很早就不同,他一直酷爱京剧,能唱非常好的老生,我呢,不知道为什么,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昆曲,后来就一直找昆曲听。到我差不多20岁的时候,爸爸说昆曲已经说不过我了。

　　记者:诗词呢?你说你现在喜欢李白、苏轼、陶渊明,小时候喜欢谁?

　　于丹:我小时候喜欢的诗词都是很细腻的,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李商隐和李后主。连同残损的那些,李后主的词一共有83首；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把这83首词每一首都抄了一遍,然后自己给装订起来,还装了个旧旧的蓝色的封面,然后用线穿起来,自己做了一厚本词集。

　　记者:你的成长跟那个时代的关联好像不大,但是跟家境和心情有关。

　　于丹:对,我觉得我是在这种戏曲、诗词,这种风花雪月的流光下酝酿大的一个孩子。而且最荒唐的是,我们家住的那个院子,叫府右街9号,什么叫府右街呢,就是在中南海对面,跟中南海隔窄窄一条街,后来拓展马路,把我们家院子给弄没了。那时候中南海里面天天在批斗,大家成天在喊打倒刘少奇,咣咣咣游行车过来了,哇哇哇什么最高指示最新示,那时候都敲锣打鼓的。我们家这院子就关着,我听着外面的声音,姥姥就跟我说,不许出去,在家看书!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孤独的孩子,到初中还是这个样子,非常沉默,少言寡语,而且性格一点都不自信,别的孩子都不带我玩。

   少年·为人老实,生活严肃,平时很少言笑……

　　记者:这种生活方式,和你后来会学古典文学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于丹:嗯,我小时候真的很奢侈,有大把的时光,可以让我非常安静、细腻和从容,这种生活方式会自然地让你觉得,古典对你来说,是神秘而优美的,她跟这个粗

糙疯狂的时代毫不相干。你看到外面的孩子背的都是语录,谈的都是批林批孔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些诗词,(稍微停顿)是多美啊。说得好听点,我是在诗词、

在书堆里熏大的一个孩子,所以后来选了古典文学。说得不好听点,除了上中文系,我想不出我还能学别的什么了。

   记者:也让你成了一个内向的孩子?看到有件资料说,“于丹的学籍卡上,当时老师给她的评语是:能遵守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对人文明有礼

貌,为人老实,生活严肃,平时很少言笑……”很少言笑,会这样吗?

　　 于丹: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孤独的孩子,到初中还是这个样子,非常沉默,少言寡语,而且性格一点都不自信。因为我除了文科好,别的什么都不好,数学差得一

塌糊涂,体育差得一塌糊涂。别的孩子都不带我玩,我自己从小在院里玩大的,什么丢沙包啊,跳皮筋啊,我都不怎么会,谁带我,那一拨就总得先输。直到1980年上高

中,到(北京)四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性格才有了很大的改变。四中是铸造我人格的地方,它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创造性。其实人没有一个突变的时刻,前几天中央台让

我写什么是潜能,我就写人的一生就是把所有的潜能变化为显能的过程。你开发了越多的潜能,你就越接近最真实的自己。我们一生可能错过自己,就是因为潜能没

开发出来。我小时候是那么怯懦,那么不自信的一个人,但现在就很自信。比如讲英语这件事情,我一个助理就说于老师就是一个世界公民,到世界各国都跟人家暴

侃。其实不是说我讲得多么标准,我认为语言这东西,不管准确不准确,能沟通就行,比划也行。

  灵魂的养成(1982-1989)

　 从1980年到1989年,是我精神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我灵魂的养成阶段。这段时间让我觉得,古典是我的根脉,它给我一种滋养,养的是我的心；同时,多元的拓展的学习,也让我找到外在的行动的力量。

  大学·一种冲突、一种反差、一种特制的杂糅

　 记者:你上北师大中文系是1982年,这段生活对你的影响是?

　 于丹:四中改变了我的性格,所以上大学的时候,我成了北师大“玩委会主任”,大家都知道我能玩,各个系的人想玩儿的时候都说:“去中文系找于丹吧!”

　 记者:玩委会主任就是组织玩儿是吧?

　 于丹: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掌管我们那的财权。我可以拿着一年的活动经费,可以很过瘾地把它一次性花掉。最豪迈的一次,是拿到了大约3000多元钱。你想啊,在80年代那是一笔巨款呐。然后拿到的当天晚上,我就跟我们的一个师兄从北京坐火车到山西去踩点,中文系当时有120多位研究生,包了一辆很大的大轿子车,浩浩荡荡地开去了。我们先到大同,然后去看云冈石窟、上五台山,我记得我们当时进入台怀镇的时候,那么多人是一对一对地跳着华尔兹进去的。

　 记者:大学生涯正是激情和理想主义盛行的80年代,你肯定不仅仅是玩。

　 于丹:我是1982年上大学,1986年读硕士,1989年硕士毕业。从1980年到1989年,是我精神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我灵魂的养成阶段。上中文系以后,是我觉得特别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到现在仍然认为,80年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奢侈的。因为那段时间,中国的文化思想处于蓬勃开放、野马奔腾的时代。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更多的东西,并不是中国的诗词歌赋；大学校园文学系里最流行的书,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海德格尔、是弗洛伊德,还有格士塔、荣格的心理学。我那时候喜欢康德,不喜欢黑格尔,觉得黑格尔的东西成体系,但是铁板一块；康德的东西尽管到处是漏洞,但让你充满了质疑的乐趣。

  记者:人们对80年代印象最深的是,80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据说诗人就跟现在的歌星一样,那时的年轻人迷恋诗歌就跟现在的孩子迷恋超女一样。

　　于丹:那时候,没喜欢过诗歌就跟没谈过恋爱一样。我们热爱顾城、热爱北岛,也不排斥舒婷,也喜欢她。我现在有时候和学生聊天,说:“我带你们玩儿去吧!”学生本能地问:“有车吗?哪派车?”我说:“骑自行车不行吗?”他们说:“那不累死了?谁去啊。”可在80年代,我带着同学们,背着帐篷,骑车能骑四天四夜；骑车到一个荒郊野岗,大家躺在草地上,看着星空,在那儿背诗,古往今来的诗。

　　记者:你对古典有天生的热爱,而西方思潮又在集中冲击着你。这种力量的交融对你而言是什么感觉?

　　于丹:这其实是一种冲突、一种反差、一种特制的杂糅。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讲,它是能够把你的人格和胸怀气象塑造得很大的。这段时间让我觉得,古典是我的根脉,它给我一种滋养,养的是我的心,是我内在的生命；同时,这种多元的拓展的学习,也让我找到外在的行动的力量。

　　记者:80年代也是很多青年的灵魂养成的时代。

　　于丹:对,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沉甸甸的伤痕爆发的那个年代,我还在上中学。等我上大学的时候,青年人已经非常新锐了。它没有60、70年代那种封闭和禁锢,但也没有90年代的拜金和迷惘。80年代的人传承了60、70年代人的那种理想主义,又有西方思潮冲击、洗礼的激情。80年代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界巨大的转型和拓展期,让人有一种执着的、永不妥协的理想主义的光芒。

   迷惘中寻找(1989-1995)

　　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要大,阅读古典、迷恋古典,不是为了一种文化自恋,是为了把它转化为行动的力量。

　　24岁·张载的四句话,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记者:你对古典的热爱,就像你说的,是深入心灵的,后来你选择影视学,这两者相差实在太远了。是什么使你从8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状态,转向这种实在的行动?

　　于丹:我毕业的时候,是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艺术研究院也有一个对我影响非常深的人,就是刘梦溪先生。在我硕士和博士之间——24岁到30岁——6年的时间里,他对我的意义更多的不是一个领导,而是一个精神导师。我到现在依然记得,在那片斑驳的破墙上,他挂着张载的四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觉得它说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我是学先秦两汉的,汉儒把诗经楚辞的所有东西都考据成了经,越读越让人不自信,经典就是汉儒们干的事儿。刘先生让我读宋儒,宋儒是经世致用的东西。从宋到明这一段的阅读,从朱熹、张载、二程直到王阳明,其实是刘梦溪先生带我读的。他不断地启发我,让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要大,阅读古典、迷恋古典,不是为了一种文化自恋,是为了把它转化为行动的力量。

　　记者:但90年代初,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时候,流行的是金钱至上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

　　于丹:有些时代,文化会付出代价,比如经济发达的时候,价值转型的时候,文化不一定是最繁荣的。在这些时候,知识分子总得做点什么吧?有一些知识分子,他可能为了这个时代而有所牺牲,但是要知道,人抬腿是往前走,落腿也是往前走,你正好赶上是落腿那一步,但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前进。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事跟万世太平一定是有关的。在那6年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有了一个理想:寻找行动的力量。从1989年到1995年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这种力

量。

　　30岁·媒体不仅仅是社会文明的记录者,而且是文明的催化剂

　　记者:你是怎么觉得传媒是你可以依赖的行动的力量的?

　　于丹:也是那段时间,我开始跟传媒沾边。那时候年轻,笔杆子很快,我给电视台做了很多的撰稿,写大型的专题片,写大型的报告文学,获了一些全国的报告文学大奖,还有“星光奖”的撰稿奖。后来,我觉得传媒这个行业越来越吸引我的视线,1993年出现了《东方时空》,1994年《东方时空》里的一个板块《焦点时刻》独立出来成立了《焦点访谈》,新闻不再是一件播报的事情,转而成为一个可以主持、可以评说、可以有深度报道的东西。1995年,又从原来的小的报道新闻里裂变出一个成熟的大栏目《新闻调查》。在这种时候,我逐渐觉得,随着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媒体不仅仅是社会文明的记录者,而且是文明的催化剂。我于是做了一个特别大胆的决定。人说三十而立,我觉得这个“立”不是说你已经功成名就,而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确定的起点。所以我选择1995年回北师大做教师,选择回到艺术系影视专业。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这样的专业,它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成长,见证了这个民族文明的养成,见证了我们走向国际化的轨迹。

　 行动的力量(90年代末至今)

　　不仅《论语》不是唯一的经典,中国文化也不是唯一的文化,不见得学中国文化就要把西方所有东西都排斥了。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要像个烧杯,所有的思想在你这儿进行化合反应,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累积,更不存在某种一元化的救赎。

       百家讲坛·我没有指望什么“国学热”

　　记者:从《百家讲坛》开始,你更多地与文化传承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但也遭遇到很多非议。在开始之前,你有没有预料到自己一次上台会引起这么大的热潮?

　　于丹:我不开玩笑地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引发的,而是大家心里积蓄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做传媒的,起码知道传播的时候,只有这个信息在被期待的时候它才是有用的,才能被接受。如果没人期待,你一个人在这儿说,大家根本听不入耳。我觉得,现在人们心里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惑,一直都在寻找答案。不能说《论语》给出了唯一的答案,但是它给我们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坐标。我们知道,一直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辛亥革命,这中间它很少遭到全面性的颠覆,而在上一个世纪中,它遭遇了两次全面性的颠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文化主体血脉在20世纪遭遇了重创,出现了断层。那么怎么去整合呢?在这片废墟之上,人们心中的困惑太多了。今天,我们要赶快完成一种文化建设工作。这种建设的呼唤,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我没有指望什么“国学热”,我对“红”、“热”这些词从来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在我写的《于丹〈论语〉心得》后记里面,题目就叫《〈论语〉的温度》。我说,我喜欢的温度永远叫做温暖,就是一种恒常的温暖,不是火热,因为骤

   热离骤冷也就不远了。

　　在天津,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跑上来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比较贴切的褒奖。这小孩说,阿姨,我看完你这书才知道孔子他说的不是废话。够了,这就够了。这么大的孩子,她可能听父母辈说过批林批孔,认为孔老二全是糟粕,但是翻了翻我的书,觉得《论语》不是废话,也许哪一天她就自己去翻《论语》了,这就够了。我一个人无法做到让中国文化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也没有必要去做到,因为那是所有人用心投入以后才会发生的现象。

　　记者:你的生活被媒体放大后,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改变?有人说,你教别人的心安宁,却搞得你自己不得安宁。

　　于丹:我没有非常不安宁,我的生活状态在改变,但是我想,大家之所以这么信任我,他们一定希望我不要被一种外在的力量异化成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我在学校还是个老师,我在家里还是个母亲,我并没有成天神神叨叨满世界在那儿讲,变成一个符号。

　　国学·不见得学中国文化就要把西方所有东西都排斥了

　　记者:对传统文化回归的潮流,这两年也有很多争议,尤其是学私塾、穿汉服这些事件。你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学?

　　于丹: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哪一代人要怎么面对经典。每一代人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国学,不是经典,而是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如何真诚对待自己的生命。你可以不读《论语》,去读西方的著作也可以,去读艺术也可以,热爱郊游或者热爱收藏都可以,只要你真诚面对自己的生命,你就会想办法让你的生命丰富起来的。

　　记者:现在有一种对于国学的迷信,认为国学里隐藏着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方法,要民主有民主,要自由有自由,甚至还有金融制度。你怎么看?

　　于丹:有些朋友问我,我一天读一条《论语》,每天都读,我都读完的时候是不是就能悟到点什么了?那样的话,我觉得太像宗教了,我天天拜佛,拜到最后是不是佛就一定把好事都给我了?还有人下岗了,或者离婚了,也问我,我看《论语》中哪一段对我有开导作用?《论语》再好,它也不是万能大字典啊,我们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心去查。我觉得,不仅《论语》不是唯一的经典,中国文化也不是唯一的文化,不见得学中国文化就要把西方所有东西都排斥了。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要像个烧杯,所有的思想在你这儿进行化合反应,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累积,更不存在某种一元化的救赎。我们的心只有从这样的狂热中逐渐沉静下来,才能离真实近一点,离经典的本意近一点。

  传承·文化真正的意义是在流动的生态里走向未来

   记者:从古典到传媒,再到两者的结合,是否可以说你一直在找一种可以把知识转化成生产力、转化对今天有用的东西的方式?

　　 于丹:我做事从来不抱有经济的目的,我从来没有想说要用古典文学去影响大家什么,可以说我非常简单的理由,就是做我觉得快乐的事情,跟大家去分享。我觉得我读诗词快乐,我就跟大家分享诗词；我觉得我读经典快乐,我就跟大家分享经典。昨天我学生还跟我说,他们路过教室都趴着玻璃看了看,说看见我跟一帮孩子在一起,大家散散落落地坐在那儿吃零食,我一个人坐在桌子上跟他们侃。这就是我们上课的方式,非常非常快乐。教师是有责任的,要把这事情做得很庄严；文化传播也是有责任的,也是很庄严的一件事。我认为庄严、崇高都是一件事情的价值和它留下来的东西,但是你可以选择一种更为轻盈的方式,我希望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能让我很轻盈

地投入、很享受的事情。

　　记者:传统文化或者任何一种文化,只有点点滴滴地进入你的生活,变成你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才会真正对你的人生产生影响。古典文化对你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于丹:其实我的生活方式跟我的思想、价值判断一样,是非常杂糅的,什么元素都有。比如说我听昆曲,一直非常热爱昆曲,甚至也会写关于昆曲的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听爵士,收集了各种爵士乐的盘。我还爱听流行歌曲,我知道的很多流行歌曲乐队都是我学生不知道的。我听见周杰伦那个含混的声音,就喜欢得不得了。我就跟你讲我上个周末的生活吧。周末的时候我去上海,2010年世博会成立了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我作为咨询委员,去负责“城市文明变革中的文化传承”这个命题。因为我的朋友多,不能一个个见,我必须把大家“纠集”到一块；上海昆剧团的副团长张军,他是现在中国最好的小生,他家有一个私人小会所,叫花雅堂,他就跟我说,姐姐你什么

时候来,我就给你在花雅堂唱戏。我去的那天,他就把班子都弄好等我。但是我把谭盾带去了花雅堂,我对谭盾说,你要带着你的音乐,我们在那儿听小军唱一段,再放一段你的音乐。谭盾就老老实实给我背了一一直讲他回湖南的老家,看见老人用石块大堆他的音乐。然后我在唐季礼家吃的晚饭,唐季礼自己动手,从下午买菜,给我做了一桌子菜。然后我把唐季礼也给拽去了。在座的还有胡雪华。我们在听昆曲的时候,小军给我们端来一杯他调的鸡尾酒,他是用洋酒和梅子汁调在一起,放了冰块。他说这杯酒我叫它“懒画眉”,我说那好,那你唱一段“懒画眉”,就是那段“月明云淡露华浓,欹枕愁听四壁蛩,伤秋宋玉赋西风,落叶惊残梦。”特别美。他唱的时候,我们拿着鸡尾酒,摇着冰块,听他唱。然后就是一段“游园惊梦”。我说歇一会,然后谭盾开始放他的(《地图》)的记录片,他用英文撞击的音乐,看见湘西的姑娘用颤音飞歌,可以飞向另一个灵魂世界。我们听着谭盾的音乐,在一块聊,聊完了又是一段昆曲。唐季礼就一直在探

   讨电影如何去呈现这种杂糅的生

　　 记者:实际上,很难说古典文化如何影响你的生活,只能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生活。

　　于丹:这都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里面有古典,但更重要的是现代。我这些朋友也都是这样的人。我朋友杂,三教九流；我一直觉得有这么多朋友是特别奢侈的一件事。以前我从我们家前面的街上一过,我老公总是特别惊讶地说,这两边卖带鱼的、卖鸡蛋的都跟你二舅似的,你什么时候跟人混得这么熟?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说起童年、80年代和现在的时候,都用到了奢侈这个词。遭遇过精神贫瘠的人们,希望在我们的历史传承当中寻找到能使我们精神上更加丰富的东西,你会建议人们怎么选择、取舍?比如现在有很多家长让小孩念私塾,读经。

　　于丹:我只是想说,一个生命的成长,不要急功近利,不能偃苗助长,要随着生命烂漫欢欣地绽放。只要你蓬勃,你热爱,你自信,一切皆有可能。这是我想对所有孩子说的话。至于文明的传承,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你中规中矩把它传下来,另外一种是在里面加入一种你全新的阐释。现代生活不是一种简单的物理式的累加,而是一种生成全新文明的化合反应。完全可以抓住传统文化的精髓,把它们转换成今天生活的情怀。文化不仅仅在于传承,更在于创新,文化真正的意义,是在流动的生态里走向未来。

荐稿人：chtz 2009-05-022  执行编辑：chtz  责任编辑：wdl 2009-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