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因“贬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被学校停课两年,引发网络热议。郑文锋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其实，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 火药和活字印刷术,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它们也确实影响了人类生活。 

造纸术和印刷术促进了知识的下沉

纸出现之前，中国古人的书写材料或沉重,或名贵。

　　据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钟志云的论文《关于蔡伦及其造纸术的若干问题探讨》介绍，殷人的书写材料是乌龟的腹甲，牛或羊、猪的肩胛骨，鹿的头骨，一般每片甲骨能写50余字，多的则能写180字。

自商至战国时代，人们将重要的内容铸在青铜器上，比如“奴隶主参加重大活动后获得的荣誉和地位”，或者“赏赐、赠送、交换土地的记录”等。但钟、鼎沉重，书写不便，那时候更多的内容被写在了竹简和木牍之上。古人还曾使用缣帛来书写，那是一种用蚕丝制成的丝织品,但在那时候，大多数人连丝织的衣服尚且穿不起，更何况用缣帛来写字描画。

　　直到东汉，蔡伦“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张用植物纤维造的书写用纸”，重要的是，这些材料轻而易得，成本较低，“为大批量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对于知识的大规模传播而言,仅仅有纸这样的轻便载体远远不够,还需要一种高效率的印刷技术。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一直被固化在某个阶层之上，其中固然有传统和制度的原因，另方面则是因为彼时根本不具备知识大规模传播的可能，书写知识的材料珍贵难得，而且记录知识单纯靠人工刀刻或者笔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东汉蔡伦发明了成本低廉的植物纤维纸，隋唐则出现了雕版印刷，到了宋代，毕异则发明了胶泥活字排版印刷术,在印刷技术的一次又一次飞跃中,知识也终于等来了大规模传播的机会。

今天，我们依然有机会学习唐诗宋词,浏览元杂曲,阅读明清小说，都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各自出现和历史相遇。除了知识的流传，造纸术和印刷术也促进了知识的下沉。

指南针和火药漫长的自然探索

相较于造纸术和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并不“日常”，但就认识世界的过程而言，它们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两项发明，为古人探索自然利用自然提供了辅助工具。

　　古人发现了磁的秘密，并从中找到了方向的法则,让礼仪行动更有秩序。(韩非子·有度》中写道:“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东汉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则写道:“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晋时崔豹的《古今注》中也有这种工具的记载:“蝌蚪，虾蟆子也，一名悬针，一名玄鱼。”成书于唐代的《管氏地理指蒙》中则写道:“磁者母之道，针者铁戕。母子之性以是感，以是通。受戕之性以是复,以是完。体轻而径，所指必端，应一气之所召。”

这段材料不仅说明了指南工具的形状，而且阐明了其中的原理，即“铁针受磁石磁化”。从一把勺子，到一只蝌蚪，再到铁针，人们不断研究其中的更多原理，使之越来越精准和便捷。

　　上海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强忠华的论文《宋代火药应用研究》介绍，早在公元前3世纪，硝石便被发现并被当作药物，魏晋隋唐时期，“炼丹家经常将硝石与硫磺研成粉末混在一起，再加入含碳物，在反应器内加热，发现了原始火药混合物”。宋辽金夏至元，火药被广泛应用于武器制作,比如“火炮”“火枪”“火筒”等。火药为武器带来了一种远距离的杀伤力,迅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并随着军队的征战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蒙古军队的大规模征伐将中国火药技术带到了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之外的民间生活中，火药则被用来制作烟火爆竹，为人们的节庆礼仪制造气氛。

“四大发明”并非历史的空降之物，而是诞生在古人漫长的经验推进中。不管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四大发明”，都不应该抹去它对人类生活的深远影响。 

（文章来源：摘自《济南时报》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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