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学生报考国家公务员的“国考”已和高考一样成为一年一度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而这些天来，随着国家招考公务员考试报名日期的截止和考试日期的临近，这个话题又再次被炒热。但热虽热矣，却无非是热锅炒冷饭，并无多少新意。如论者多将大学生，尤其是高学历人才（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热衷于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原因归结为因扩招和经济不景气所造成的大学生就业难，其次将其归结为绵延中国数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作怪，尤其是后一个原因，更是饱受诟病。最近，一向善言且敢言的人大校长纪宝成先生又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直言现在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不在高校在官场，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过在我看来，若除去纪宝成先生对于“权学交易”的不满之外，他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和那种指斥众考生有“官本位”心态的说法一脉相承，但这却让我对掌管人大这所素有“国家高级公务员摇篮”之称的纪先生有些失望。

  首先，我并不认为研究生毕业后就一定要到高校里教书，以学术为志业，以教授为终老之途就是上善之选。相反，硕士博士到政府机关去工作，以政治为志业，以公务员为归宿，同样也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这是因为，随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教育事业的进步，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硕士和博士已不再是稀罕如大熊猫一般的高级人才，而是受到比本科更高一级的专业知识训练的“普通一生”而已。这当然有个发展的过程，比如，当年的77、78级本科毕业生即可留在大学里教书；到了我们87、88级这批人，硕士毕业就可进高校；而到了97、98级，则非博士不能进了。最近两三年，好的大学已经把师资力量的更新放在洋博士身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说在77、78级的本科水平，87、88级的硕士水平，97、98级的博士的知识水平和素养之间可以画上等号。无非是物以稀为贵，或者说不得已而为之而已。这一点，只要想想五六十年代一个初中生就可算作“知识分子”，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同样，这些年来，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进步，政府遴选人才的范围和层面水涨船高，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其次，是国家的需要。作为一个正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国家，各行各业都需要较高专业知识和素养的人才，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要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向“各行各业”输送受到较高知识训练的人才，同样需要向国家的各个机构输送具有较高知识素养的人才。这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大学法学院的老师都是博士，律师也都是博士，而法官却是个本科生一样，如果是这样，相信这个国家的法律事业必然不会尽如人意。当年，为美国架设沟通中国的桥梁的基辛格先生，是1954年哈佛的哲学博士。若以国人现在的眼光看，其投身仕途，成为公务员必是巨大的“人才浪费”。且更加让人叹惋的是，作为一个卓有建树的学者，他竟然有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于1969年1月离开任教多年的哈佛，转去华盛顿当了一名公务员。但正是这个“自甘堕落”的博士为中美建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作出了巨大贡献。

  无独有偶，当年基辛格先生的谈判对手，在1971年11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出席联大会议时喜不自禁、发出爽朗自豪的“世纪之笑”的乔冠华先生，也是博士，而且还是他在23岁那年，即1936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拿的哲学博士。若按今天大多数人的思路，像乔冠华先生这样即使在现在也显得凤毛麟角的人物，其最佳人生目标应该是夹着一本德文版的黑格尔，在清华园里皓首穷经，以把黑格尔全集汉化为中文为毕生追求，否则就是人才的极大浪费。而他之后的真正志业，已不必多说。

  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外交如此，内务又何尝不如此呢？所以，如果哪一天真的出现了纪宝成先生为之扼腕的现象，反而是件好事，于国于民皆有利、有益。因此，内心里，我是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的。

      （作者为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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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本文自《学业事业》栏转入。2009-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