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飘零海外17年的朋友归来，谈话中我问起：“同你在国外的生活相比，回国生活什么地方让你感觉最不适宜？”他回答：“最先进的设施国内有了，最新的商品有了，服务的礼貌和周到也有了，一时最难适应的是，在国外，别人说什么基本上就可以信什么；回国后，别人说什么，你不能就相信，先得搞清楚真假，否则上当的机会太多了。”

　　没有了对真实或诚实的宗奉乃至敬畏，个人不可能以此自律，也就管不住自己，造假自然层出不穷。但人类必须集体生活，彼此之间不能没有一点诚信，即便自己不诚信的人，也必须活在别人的诚信之中。在达不到内生自律的情况下，依靠外在的灌输、示范甚或强制，来让不诚信的人守信，成为文化范畴之外，中国社会结构乃至权力结构的重要功能之一。自古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从天子、官员、文人到“盗亦有道”的山大王，花大力气教育民众或部下诚实守信，史籍中大量诚信教条由此而来。

　　百姓的守信可以通过外在的教化和强制来保证，但君主和官员的守信又靠谁来保证？如果他们的诚信没保证，那吃了亏的民众又怎么会不作假？历史上的政治家如商鞅、吴起等人为了获得民众信任，都上演过“立木为信”的故事，通过用高得离谱的赏格，奖励一件毫无价值的小事，来

树立诚信守约的形象，建立官府与民众的信任关系，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

　　问题在于，官员、文人乃至君王也是人，普通人会犯的不诚信错误，他们也会犯，甚至犯起来更厉害。问题更在于，一切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来实施的外在制约，最后都必然遇到不可克服的挑战：精英阶层既没有将“不作假”作为终极价值，形成文化自律，也没有更高的权力或强有力的制度来制约他们，迫使他们诚实守信，一旦面对造假可能带来的好处，经受不住“文过饰非”的诱惑，他们也将毫不犹豫地说谎造假。在这一点上，他们只是凡夫俗子，未必具有他们倡导的那些道德品行。而只要精英阶层失信说谎，权力驱动的“造假”多米诺骨牌，必定经过层层放大，下传民间，到时上下一体，造假自然不可收拾。之所以说“不可收拾”，不只是因为说谎造假者众，“法不责众”，而首先是因为收拾者本身不存在了，精英阶层也在造假，而且从普遍造假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

      所以，在中国，普遍造假不但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结构现象；不仅是一种管理现象，也是一种权力现象；不仅是底层社会现象，更是顶层结构现象：精英阶层不能身体力行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则，反而借权力造假来获取不义之财，必然导致社会普遍造假。

      国人先天缺乏对真实和诚信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如同一般地缺乏宗教性一样，不可能根本改变。可以补救的是在“后天”的结构作用上有所建树。但这种建树不是重回靠权力强制来积累社会诚信资源的老路，而是通过制度的完善，来修补原来自上而下型约束体制的漏洞，其中关键的关键是为确保精英阶层的诚实守信创设一种保障机制。

　　这种机制说起来，非常没有创意，几乎人人都知道，那就是民主法治。而其内在的机理，也同样没有创意，那就是借助民主，让一切可能造假的高高在上的公权力，受到自下而上的有效制约，进而通过依法行政，形成自上而下的对基层社会生活中造假行为的普遍约束。

                 选自：东方早报  201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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