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坚持抗战八年之久，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坚苦卓绝，坚持到最后，赢得了胜利。这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非同小可的胜利。我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从来没有这样风光过。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中国人受尽了屈辱和欺侮，八年艰苦抗战，以牺牲上千万军民为代价换来了胜利的荣誉。抗战中虽有一些腐败，但并不严重，否则抗战的仗就会打不下去。抗战中有近百位将军为国捐躯，包括张自忠、佟麟阁等，说明了对日抗战有很强的凝聚力。

　　国民党这样一片大好形势怎么会急转直下，把大局输给了共产党？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探讨过。其实这里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吸取。在我看，原因是胜利后国民党迅速腐败，以至于不可收拾。国民党派出的接收大员进入原来由日本和汪精卫伪政府控制的沦陷区，建立国民党的政权。此间发生大量的腐败，丧失了民心，一泻而溃千里，势不可阻。

　　沦陷区的百姓在日本兵的铁蹄下生活了七八年，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他们天天盼国民党凯旋，自己能重新做一个有主权的国民。可盼来的国民党却是一群腐败分子，只知道伸手要钱、要权，不关心民间疾苦，还看不起沦陷区的百姓。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只占有全国一小部分国土。当时的一线城市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兰州；大片繁华的东部地区，武汉、桂林、长沙、广州全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更不用说上海、南京、北京、郑州和东北广大地区。胜利之后，国民党要派出大量官员去沦陷区工作，但它根本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干部。接收大片沦陷区任务之重大是可以想象的。伪政权要接管，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处，地方秩序要维护，汪伪的货币要改制，日本人要遣返，生产要恢复，税制要建立，还要防止共产党的渗透，这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可是接收大员来到一个地方，首先是占据最好的房子用作自己的官邸，接收伪政府的财产供自己享用，委派自己的亲人出任新建政府的各级官吏。各式各样想当官的人（包括从国管区和沦陷区来的人）贿赂接收大员，买官卖官层出不穷。汪伪政权在七八年占领期间经营了巨大的资产，胜利后这些资产成为“逆产”，全部要没收充公，在这产权变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可乘之机。接收大员多半利用逆产改制的机会，将一部分资产据为己有。手里有权，又缺乏监督，腐败是必然的。接收大员纷纷忙于自己的私利，把要紧的事都放到了脑后，这引起当地百姓的极大不满。

　　国民党政权把接管沦陷区看成是一个敛财的好机会，规定伪政府所发的货币兑换成国民党的法币的比例是200比1。而实际上当时的购买力之比远远高于此。这导致沦陷区百姓现钞和银行存款大幅贬值，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招致普遍的民怨。国民党控制区的货币可以在沦陷区大量抢购各种商品，实际上是压榨当地百姓的财产。为了满足兑换法币的需要，政府大量印制钞票，赶运到广大的沦陷区。由于增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沦陷区的百姓更是一片怨恨情绪。

　　国民党又错误地认为沦陷区的百姓都是不爱国的人，而自己以抗战胜利者自居，凌驾于沦陷区百姓之上。把伪政府官员都看成卖国者，其实死心塌地做汉奸的只是极少部分，大部分职员只是为了求生，混口饭吃，心里还是向着国民党，把他们当成卖国者是极不恰当的。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当局把当地学校的学生叫做伪学生，伪学生转成正规学生要经过甄别。国民党实际上把国统区的百姓和沦陷区的百姓分成两种不同的人：胜利者和投降者。这种区分不但存在于国民党的官员中，也存在于国统区的百姓中。从重庆来的百姓到达沦陷区往往自视甚高，看不起当地的老百姓。这极大地伤害了沦陷区百姓的自尊心。从人口数量讲，沦陷区的人口超过国统区的人口。把这样大的人口群体视为外人，就把自己彻底地孤立起来。

　　抗战胜利本来给国民党一个巨大的机会，利用胜利的大好形势，建立为国为民的政权。可是由于在沦陷区接收中出的问题，国民党在政治上逐渐失去民心。同时共产党声称将要建立一个没有腐败的真正民主的新政府，逐渐争得了民心。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国民党本应内部严加整肃，挽回民心。可它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是共产党捣乱造成的，必须给予反击。

      于是加强舆论控制，不许报道负面新闻，最后甚至暗杀同情共产党的大学教授（也有消息说是国民党内派系之争，给国民党帮了倒忙），结果彻底丧失了民心。共产党以微弱的力量发展壮大，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太值得我们深思了。（选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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