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举行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再次空缺，不免让许多人感觉美中不足。这已是12年来第8次未能颁出这个在公众心目中“含金量最髙”的科技奖项。

　　人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抱有巨大期待，眼看这个奖连续空缺，期待化为焦虑。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到底该如何看待它的空缺？科学家们说，还请大家平心静气，先对历史和现实状况以及科研规律作一番梳理。

空缺是不是“有点多”？

　　国家自然科学奖，是对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最高奖励。这个奖的评选和颁发，几十年来经历了从“不定期”向“制度化”的演进过程。首次颁奖是在1957年，当时叫“中科院自然科学奖”；此后30年中，只在1982年和1987年各颁发过一次。

　　这3次颁奖，共颁出一等奖18项，数量不少；不过结合历史背景看，它们有着明显的“补授”意味，是对多年基础研究成果的集中奖励。

　　只有当颁奖成为常态，检视“空缺”才有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定期评选，始于1989年，起先两年一评，2000年起一年一评。1989年颁发的一等奖为2项，2年后，一等奖首次空缺。

　　上世纪90年代，一等奖颁发了2次，空缺3次；2000年以来则出现了8次空缺——空缺是不是“有点多”？如果看一看历年获奖情况，结论就会不同：新中国成立至今60多年，一等奖总计评选出30项，平均2年多一项；2000年后4次颁出一等奖，有5项成果获奖，也差不多是平均2年多一项。

　　即使最近这12年的“年度平均获奖数”比以往少，也不能算“异常”。中科院院士、数学家林群多次参与评审重大的科学奖励项目，他告诉记者，其实收获科研成果也分“大年”、“小年”，重大成果更是如此。总体上，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势头“一代强过一代”。他指出，国内不少研究正处于即将突破的临界状态，前景可期。

空缺，因为有高高的标杆

　　按照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一项成果要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原创性，是对现象、规律的首次发现和阐明；二要有重大科学价值；三要得到广泛承认。

　　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和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院士告诉记者，一等奖成果代表着“想人所未想”的国际领先水平，可能导致教科书重写，至少也要能补充修正教科书上的结论。

　　林群向记者举例说，1957年30多岁的吴文俊之所以能得一等奖，是因为全球同行公认他的拓扑学研究成果“在数学界闹了场地震”。2000年，吴文俊先生与袁隆平先生一起，获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

　　除了白纸黑字的评奖条件，一等奖更因为它熠熠生辉的历史获奖纪录，为后人竖起了高高的标杆：1957年获奖的是华罗庚、钱学森和吴文俊的成果；1982年有李四光、王淦昌、陈景润等大师的成果，还有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等卓越的科学成就；1987年，梁思成、刘东生、叶笃正等领衔的11项成果获一等奖，梁思成先生的成就自不待言，后两位先生日后也荣获了国家最高科技奖。

　　这张榜单上的，都是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百年历史上的最杰出成就，后来评定一等奖，难免要把成果拿在标杆前审视再三。

　　陈佳洱说，评自然科学一等奖，没有绝对标准。到最后，每位评委都要在“同意”和“不同意”里二选一。那份压力，可想而知。

　　林群说，一般不到“非奖不可”的地步，评委们不会松口。这种坚持，让不少有实力的成果落到了二等奖——它们距离一等奖也许就只差毫厘。从这个意义上说，“敢于”连续让一等奖空缺，代表了中国科学界对前辈、对后生、对历史负责的自持姿态。

从成果到获奖的显著“时差”

　　这些年来，中国的科研投入连年增加。于是，一等奖连续空缺不免引人发问：基础研究投入的效果到底怎样？

　　其实，自然科学奖更多是对过去、而非当下成果的评价。不仅1957年、1982年、1987年颁出的一等奖主要是“历史回顾”；以后历年，获奖与成果诞生之间依然存在显著“时差”。

　　中科院院士、半导体物理和器件专家褚君浩告诉记者，基础研究的重要成果，大多要由多年发表的若干篇论文来“连续呈现”，结论更必须接受严格验证，这都需要时间。他200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研究成果，首篇论文当时已发表10多年。他说，一等奖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蒋锡夔院士2002年获一等奖，相关研究始于1980年代初。国内最近一项一等奖于2009年颁给了科学巨著《中国植物志》，它的编撰历时45年，10位主要完成人中有3位在颁奖时已过世。

　　陈佳洱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增长最明显的是最近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设立，前20年总经费投入100亿元，而今年一年预计就将投入230亿元。

　　记者理解陈院士说的意思是，从高强度投入到出科研成果，再到成果得到完全确认，再到用大奖来给成果一个“评价”，都需要时间，现在还没到时候；而检验高强度科研投入的效果，现在也没到时候。

　　况且，基础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与经费投入不一定成正比。褚君浩说，资金是需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科学家的思想，以及体制土壤——这是需要逐步积累、改良的。

各方的焦虑情绪会“催生”出什么？

　　改革科研体制的呼声近年不绝于耳，一等奖空缺被热议，一大原因是它被当成了又一个讨论体制短板的“由头”。我们身边的创新障碍不容回避，值得深入探究，但对“空缺”话题的过度关注本身，也折射出了创新文化的不足。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院士告诉记者，一等奖空缺，问题远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公众“过度关注”更让他不安。本质上，这与对诺贝尔奖的极度渴望、对院士头衔的盲目崇拜一样，会把科研引向浮躁。

　　他说，政府发奖，本意是精神激励加物质鼓励，但现在，获奖被附加了过多含义，对科学家是名利，对与之相关的种种机构是政绩。他担心，各方的焦虑情绪最终会“催生”出名不副实的一等奖。因此他建议空缺话题“冷却为好”。

　　陈佳洱也认为，基础研究不适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或者说，不能靠利益驱动。

　　林群说，他看到过太多科学家“因为评不到奖而痛苦”，或“被痛苦的评奖拖累”。

　　在与吴文俊先生共事时，林群曾在吴老办公室见到他写的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好像是“老僧平日无甚事，做天和尚敲天钟”。林群说，吴先生不是说要“混日子”，他强调顺其自然——科学研究本该如此，获奖不可强求。

荐稿人：wdl 2012-02-24 　执行编辑：wdl 2012-02-24 　责任编辑: lxl 2012-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