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六十岁这一人生时段下了一个极为简洁的界定：耳顺。至于“何为‘耳顺’？何以‘耳顺’？”他并没有细说。人不到六十不会在意之，即使谈论也类乎隔靴搔痒。我如今六秩初度，似有“资格”了，不妨絮叨一二。
　　“耳”和“目”一样，它不仅是一个人的生理器官，更具有学理的功能，与一个人的修养、学识、智慧有着密切关系。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一书中对“耳顺”作如此诠释：“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做到心里平静。”看来，人步入“耳顺”之年，如心境平和，能渐入愉悦的心理状态。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德和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布莱克弗劳尔从事快乐与年龄关系研究25年，得出结论：人生快乐呈曲线形，童年和老年的快乐度超过青壮年，人到了六十岁后会慢慢地不太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论，也越来越会处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其“焦虑”和“敏感”两项得分低，而“适应”项上得分高。“耳顺”正是基于人的心理适应和心情愉悦。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SusanCharles在《年龄与情绪记忆》一文中提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耳顺”一说。这一理论认为：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社会情绪选择”。人到六十并非“生活的边缘人”，倘若“耳顺”，便可尽情享用成熟，享用老到，享用恬淡，享用安适，享用自在。那种“叹老嗟卑”的心境乃是有悖“耳顺”真谛的，他不可能具有老人特殊的遗忘能力，从而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更难以“努力获得各种积极的资源”去滋润充满夕阳余晖的生活。
　　按国际惯例，通常以六十岁为老年的“临界线”，届时就事事顺心、句句顺耳吗？未必。那么，孔子为何称之为“耳顺”？胡适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作了回答。他认为：“孔夫子说到了六十岁的时候，他能够容忍‘逆耳’之言，听‘逆耳’之言而不觉得‘逆耳’了。”一个人不但要听得进“顺耳”的话，还要听得进“逆耳”的话。从“顺耳”到“耳顺”之间，需要有容忍和大度的雅量。这种雅量是老人长年生活经验的积淀和人生感悟的结晶。恰如古罗马杰出思想家西塞罗所言：“老年人追随‘自然’这个最好的向导，对它敬若神明，遵从它的命令。”
　　年轻人缺失这种自觉和体悟，故难有“耳顺”佳境——这正是咱老年人得天独厚的一份人生财富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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