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都不安定，做学问怎能安心？如今高校里，这种论调甚为普遍，似乎解决个人待遇才是产出学术成果的前提。华人数学家张益唐的经历给很多人“上了一课”：追逐真理和生活条件没太多关系，但心志、心态息息相关。

　　张益唐正成为数学界的一颗新星。成功于他，可能来得有些晚。而且，若用一种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张益唐仍算不上“成功”。他还没有“待遇”可言，蜗居在一所美国无名大学当临时教员，收入只够糊口；他的研究成果看来也没什么实际用途，难以转换成可观的经济效益。

　　研究数学，本来可以很风光。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数学是这个时代的“显学”，掌握好这门工具，找个高薪工作并不困难。

　　极有天分的张益唐，偏被数学拖累了。最惨的时候，他连房租都付不起，大冬天零下20多度缩在自己的一辆破车里——他还在解题。

　　只抓“大问题”、“真问题”，立志做点惊天动地的成就——这种学术精神，今天听来像奇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傻”。但做真学问往往离不开“傻”和“痴”的精神，它也恰是如今学术界的稀缺品。

　　生活中，不少学术理想很丰满的人经不起现实的摧残。无论是严苛的科研考核机制，还是和科研业绩相捆绑的分配机制，都让很多学者被迫计算学术研究的“性价比”。

　　真正的学问就像冰山，拒绝一切投机取巧，只有持久的学术热情才能将它融化。张益唐的大器晚成，给很多年轻后辈提了个醒：做真学问代价很大，“胆小鬼”免进为好。

　　但愿更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决策层，能正视这颗学术新星散发的光芒，并反躬自问：对于真正坐“冷板凳”的科学家，我们是否关心不够，包容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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