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奥运之后，发生了一场争论，此后，体育理论界确立了以竞技为中心的体育强国战略。

  2004年8月30日，国内的权威体育媒体《体坛周报》在为雅典奥运会做盘点时，兴奋地列出以下的论断，“第一次夺得32枚金牌，第一次跻身金牌榜前两名，第一次将获金牌的项目拓展至13项，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实现的三大历史性飞跃，标志着中国体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人可以堂堂正正地宣布：我们，已经是体育强国！”

  转眼，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下不到2个月，东道主的优势、民众的超高期望值，让“体育强国梦”变得越发高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却在参加2008年“两会”期间泼了一盆降温的冷水：“基本上来说，我们还不是一个体育强国，我们应该现实、理性一些。”

  被路透社称之为“理性、现实”的崔大林讲话，如果倒退二十四五年，也许会被扣上“右派”“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大帽子。

  198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的通知》下发，“本世纪(20世纪)内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目标获得中央首肯。次年10月5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则这样表述：最近，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3届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它标志着我国已开始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踏上了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里程。

　　一个学术思想的批判

　　——sport不是体育，在中国体育界很少有人赞成

  尽管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熊斗寅第一次听到physical education(体育)与sport(运动)不是一回事的说法时，仍然感到很新鲜。

  当时是1979年中，时年53岁的熊斗寅在饭桌上听到自己的朋友、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林笑峰的上述说法，觉得有必要“请大家都听听”。在自我封闭了十数年的体育理论界，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体育运动)一直是一个不可分的词汇。

  熊斗寅把林笑峰请到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上的体科所礼堂，台下坐着百余名体育界的官员和学者。林笑峰上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sport不是体育(体育教育)——这敲打了每一位与会者的神经——在这之前，中国体育界还没有人这么说过。

  讲演中，林笑峰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学校体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和竞技体育(sport)要完全分开。事后看来，体育界很少有人赞成他，包括熊斗寅也表示反对；但在教育界，林的理论颇具市场。

  接近30年之后，熊斗寅在崇文区的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我当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中国的体育理论界一直没有学派，也没有不同的观点。如果林先生另创一派，百家争鸣，一定会促进中国体育理论乃至中国体育的发展。

  在林笑峰做这个讲演的同时，体育界的举国体制已经踏上了“文革”之后的新征程。

  1979年2月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体育业务工作上来，并确定了“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政策，初步形成了奥运战略。1980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对此进行了完善，竞技体育为工作中心的战略正式形成。林笑峰的理论，显然在和这种体制唱反调。

  到了1982年，体育科学理论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烟台召开。林笑峰在会上再次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时至今日，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卢元镇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林先生上来就说，physical education和sport是两回事，把学校的体育教育和竞技体育混为一谈是说不通的。

  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贾世谊则在发言中帮了林笑峰的忙：“中国体育概念不清、思想混乱、实践盲目。”

  反对者迅速发表不同意见。据卢元镇回忆，就在林笑峰发言之后的第二天，广州体育学院的一位教授在国家体委一位官员的支持下，登台发言，指责林笑峰的思想“右倾”。

  关于那一场争论，2007年，晚年健康状况不佳的林笑峰先生在接受《体育学刊》采访时亦做过一次较为详尽的回忆：我的发言惹起一些人的不满，连夜组织人力写批判的发言稿，广州体育学院的那位先生上台发言，指出我等的观点是全盘否定中国30年的伟大成就，重洋轻中，思想反动。北京体育学院赵斌副院长当场问到：这是谁搞的发言，何必这样上纲上线。台下很不平静，议论纷纷。

  事情还没有完，当时与会的国家体委一位负责人表示：要注意体育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会后，她直飞北京，向国家体委党组汇报此事。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由于会议期间“立场不够坚定”，受到了党组的批评。

  次年，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烟台会议的情况被写成通报，遍传全国。随后，林笑峰在东北师范大学被暂停授课资格。

  或许是林笑峰在教育界的影响，教育部向相关部门反映体委搞学术思想上的大批判(当时已不许再搞大批判)，相关部门就此检查体委。体委的答复是：我们搞的是学术讨论，不是大批判。

  重压之下的林笑峰放弃了东北师范大学的教职、户口，南下广州与卢元镇成为同事，已是后话。

  今年82岁的熊斗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场批判之后，我原先设想的不同体育学派百家争鸣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他说这番话的时间，是烟台风波26年之后。

　　全民族的盛宴

　　——“中华民族一定能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

　　1982年，印度新德里第9届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的成绩压倒了昔日强者日本队的57枚金牌，一举成为亚洲竞技体育头号强国。1983～1984年间，上海籍运动员朱建华连续3次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几乎成为民族英雄式的人物。而另一支具有民族英雄色彩的队伍中国女排，也在1981～1984年期间，实现了世界大赛的三连霸。

  次年夏天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国家体委原预计可获6～8枚金牌，但因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抵制美国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一举卷走15金，金牌数位居世界第4，“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熊斗寅说。

  佳绩不断的背景下，竞技体育的胜利成为全民族的盛宴。

  1984年8月4日，有“跳马王”之称中国体操名将楼云以19.950的高分获得男子体操跳马冠军。细心的美国《侨报》注意到这是中国代表团的第12枚金牌。次日，一篇社论出炉：南宋岳飞被12道金牌召回，宋高宗丧权辱国；今日楼云喜获第12枚金牌，为国增光。

  当时在国家体委系统工作的卢元镇回忆，奥运会举行期间，来自华侨、驻外使领馆、留学生的贺电源源不绝，“因为出色的成绩让他们在海外扬眉吐气”。

  奥运会后，霍英东先生设盛宴招待中国体育代表团。席间，霍英东突然站起来，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说了句简单的话：“我想拿出1亿港元，作为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的基金！”语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面对如此热烈的气氛，同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下发，通知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相信，在体育战线全体同志和全党、全男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一定能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之林。

  此前一年，也是五运会结束后不久，国务院下发《批转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的通知》，两次提到体育强国的概念，通知认为，在20世纪内要成为世界体育强国，还需作出艰苦的努力。

  1986年4月15日，国家体委做出《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提出体育改革要以社会化为突破口，以训练竞赛改革为重点。但在事后看来，这一次体改“雷声大、雨点小”，反倒是竞技体育的核心地位再次得到强化。

  就在同一个文件中，“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的口号提出，两个“超前发展”理论(体育可以超越于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可以超越于群众体育的发展)获得正式确立。

  2008年3月30日晚，北京体育大学一位薛姓教师把一本编写于1985年，于2005年再版的《体育概论》交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手中。

  翻开这本“体育学院通用教材”的第210页，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所谓体育强国，是指在世界重大综合性比赛的运动竞赛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即以竞技水平为最鲜明、最主要的标志。例如，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取得总体优势，名列前几名(一般指3～6名)的国家。

(转自 2008年06月26日11:34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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