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豫 1932年8月生于上海，194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

1952年入外交部，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中国驻美国大使

　　李道豫先生的家，在京城的东交民巷。自清末起，这里就是著名的使馆区。北京和平解放时，毛泽东要求解放军入城必须经过这条路，因为当年各国使馆戒备森严，中国武装人员长年不得入此区域。
　　83岁的李道豫讲一口带有京味的普通话，时不时会插几句上海话，别有味道。他说他的上海话是“老底子的闲话”，跟现在上海人讲的有点区别。比如说洗澡，他夫人说“汰浴”，他则说“淴浴”。
　　采访就在“京味普通话”和“老底子上海话”的无缝衔接中进行。
　　此时，距离他卸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已有22年；离他卸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已经过去了17年。
　　这时候，不妨听听李道豫不寻常的外交往事，以及他对外交事务的深层思考，对今天或有启示与借鉴。

　　上海忆旧
　　不是祖上常和洋人打交道，我就有了外交基因

　　高渊：你祖籍安徽合肥，是晚清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后代。但为什么你总是说自己是外交部里的上海人？
　　李道豫：因为我父亲就出生在上海。我自己是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是在上海念的，直到1952年去北京工作。安徽只是祖籍，我应该是地道的上海人，在家里也常说上海话。
　　高渊：你和李鸿章是什么亲戚关系？
　　李道豫：李鸿章兄弟六人，他行二，老大李瀚章也是一品总督。我的高祖是老三，叫李鹤章，是淮军的一个重要将领。
　　高渊：你后来从事外交工作，和你的家族传承有关系吗？
　　李道豫：很多人有误解，以为我祖上常和洋人打交道，所以我就有了“外交基因”。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念书时读到晚清这段丧权辱国的历史很痛心，无意和祖辈的历史悲剧有任何瓜葛。
　　我出生在上海成都路一个大房子里，后来卖掉成了一所中学。那时我才4岁，辗转搬到现在的乌鲁木齐路复兴西路，离南洋模范中学比较近，后来就考上了南模。
　　高渊：你解放前就是地下党员，参加工作是从1948年算起的，当时还在南模上高中吧？
　　李道豫：我是那年加入地下党的，当时上高三，主要工作是积蓄力量、迎接解放，在同学中宣传进步思想，发展外围组织，为解放军画地图，组织人民保安队、宣传队等等。刚解放就毕业了。当时干革命工作有几条路，一是跟着大军南下，二是上华东革命大学，三是在上海参加市政工作，当时政府部门对学历要求不高，高中生就可以了。
　　但到了1949年8月份，市里有个决定，调一些高中毕业生里的党员，去上教会大学。根据组织上安排，有些人去沪江大学，有些人去圣约翰大学，我被安排上了沪江。
　　先进了教育系，后来党支部说系里学生党员已经不少了，让我去英文系，因为那里党的力量比较薄弱。但转系要找教务长和系主任批准，后者是美国人。他们查了我考试成绩，一看不错就通过了。所以，我不是为了想搞外交进英文系的。
　　到了1952年，为了建设的需要，让我们提前一年毕业。这时北京要开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大会需要翻译，要求从上海调40个应届大学毕业生去。当时主要从上海三所大学挑人，圣约翰、沪江和复旦。这个会1952年9月开完之后，到了12月份，决定把我们分配到中央各部委。我进了外交部，当时20岁。
　　就在那年，全国范围实施高校院系调整，沪江一些系被并到复旦去了。所以，我是沪江末代毕业生，但文凭是复旦发的。
　　高渊：你在外交部的经历，能否简要勾画一下？
　　李道豫：我从国际司科员做起，然后就在二处，后来改名为经济处，当过副处长、处长，然后是副司长、司长，再后来是部长助理，一个台阶也没少。而且，其中有两个台阶是民意测验上去的，第一次是司长，司里投票，第二次是部长助理，是全外交部的处级以上干部投票。这样的选拔方式不是经常性的，但我都赶上了。
　　高渊：和当年相比，现在外交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大了还是小了？
　　李道豫：现在年轻人还是很愿意去外交部，和当年不同的是，现在外交部里的上海人少了。我去外交部的时候，很多人是直接从上海调去的。后来，像杨洁篪、王光亚、崔天凯等人，也都是从上海去的。

　　联合国风云
　　安理会两个人有“大哥大”，美国代表和我

　　高渊：你常驻联合国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道豫：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我是1990年6月份到联合国的，8月2日凌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安理会半夜通知开紧急会议，是联合国一位女官员打来电话，我们传达室接的，还以为是骚扰电话。
　　联合国紧急开会，大使是必须去的。在当轮值主席国的时候，更不能离开联合国一小时以上车程，一旦哪个国家要求要紧急开会，轮值主席必须尽速赶到。所以，轮值主席那一个月，外地是不能去的，在纽约也不能住到郊区。
　　高渊：那次紧急会议有多紧张？
　　李道豫：当时，我们这边在开会，那边伊拉克已经打进科威特首都了，这早就不是边境冲突了。我刚买了个“大哥大”，像砖块一样的大家伙。那时候安理会中只有两个人有，美国代表和我，后来是人手一个。我一算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中午，就马上给外交部长钱其琛打电话，直接请示。
　　当时我建议，我的发言对伊拉克进入科威特表示遗憾，对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提案投赞成票，得到国内批准。这样的表态，国际上包括科威特方面也是正面反应。
　　高渊：当时联合国是一个怎样的讨论机制？
　　李道豫：那时候逐步形成一个机制，就是在决议提交安理会全体会议讨论前，五个常任理事国先讨论，以前没有的。
　　我们五国磋商，每三个月换一次协调员，大家轮班。一般是在协调员的地方开会，吃点咖啡点心，每国出两人，一个大使、一个助手。当时我的助手是王光亚。
　　每次开会都是十个人。对文件逐字讨论并修改，五国通过了，再拿文件到安理会去散发。我们对有些事情不完全同意，但又不想阻挡，怎么办呢？我想了个办法，就是在五国讨论稿下面，不写“五国同意了”，而是写“五国讨论过”，投票我就投弃权票。
　　高渊：联合国可谓是典型的“小空间，大竞争”。
　　李道豫：联合国的院子不大，不过，你别看这个院子小，但它是世界的大舞台。现在世界还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有联合国这样的普遍代表性。到现在为止，不管别人对它有多少批评，它的地位还是撼动不了的，各国要有什么诉求，还得到那儿去发出呼声才行。
　　高渊：1993年，你由联合国转任驻美大使。对这个调任，当时是什么感受？
　　李道豫：我老说我是阴差阳错，怎么会调到美国来呢，这两个职务是不同的。我去美国前，领导人找我谈话，我说诚惶诚恐。他说你不是已经在联合国待了好多年吗，我说这可是两回事啊。
　　我的前后任大都是美国通，在美国有很多朋友，我是两眼一抹黑，只有两个人是熟的，其中之一是基辛格，但他住在纽约，一般不去华盛顿。

　　美国往事
　　当外交官要看时间节点，我遇上了疾风骤雨

　　高渊：你当驻美大使的时候，两国关系怎样？
　　李道豫：当外交官绝对跟时间节点有关系，要是遇到一个风平浪静的阶段，一个任期也就过去了。但我每次都遇上疾风骤雨。
　　我在联合国时，正遇到世界格局的大转变期，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分裂等大事件，都反映到联合国来，都要紧急处理，还解决了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柬埔寨问题也得到了和平解决。
　　我一到美国，先去见国务卿克里斯托弗递交国书副本。当时克林顿政府刚上台就以最惠国待遇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他宣布“总统命令”，给中国一年限期，如果不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就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天，克里斯托弗见我时说，钟表在滴哒响，一年的时间很快，你们要赶紧动作。我第一次跟美国政要打交道，就给我来个下马威。
　　高渊：你在美国从哪里着手呢？
　　李道豫：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我赴任前，有位外国朋友跟我讲，在别的国家认识50个人足够，就能把事都办了，但是在美国，你需要认识的人像海洋一样大。道理很简单，因为在美国政界，除了政府官员，还有500多个参众议员，此外还有智库、大企业家，更有媒体。
　　美国的媒体比你们厉害。在美国，影响老百姓的主要是媒体，影响媒体的是智库，智库的背后那就很难说了，有企业，有政府团体，有政党，有各种势力。所以，不能光盯着那些政府官员。当然，我们在外交部时只能找政府官员，因为接触不到美国社会。不过作为驻美大使，这么做就不行，有大量的公共外交要做。
　　美国的政治气候是不一样的。如果华盛顿“气候”很坏，但你走出华盛顿就不一样了。一般来讲，州的温度比联邦政府高，美国各州更愿意跟中国交往，它没有那些政治考虑，更多关心就业和经济。
　　担任驻美大使就得到处跑，不像联合国。联合国是有各种会议让你参加，而且交朋友的关系不是很大。因为别国大使怎么投票，他自己说了不算，更不是我能说服他的，他必须请示国内。当然，如果有点私交，他会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说我们准备怎么投票。
　　为了广泛宣传中国，我的足迹遍及全美50个州。我自己算了一下，光是正式演讲就有200多次，有时还要遇到少数反华乌合之众的骚扰。
　　一般去外地活动都是周末，周一至周五主要在华盛顿，工作就是见媒体和议员。在美国，上电视台是一大挑战。有的电视台随意编排对你的访谈，故意将你的军。所以一定要慎重选择。
　　美国PBS电视台是公益性的，无广告。它黄金时间的节目，比较受政界人士关注。有一次，美国贸易代表借口中国违反知识产权协议，并说政府在背后撑腰，表示要制裁。PBS电视台邀请他和我一同接受采访，我和使馆同志研究后决定迎战。除了充分阐述我国如何加强保护知识，还反问美方：美国政府宣称决心禁毒，但贩毒仍然猖獗，可否依此指责美国政府在背后支持贩毒？事后，美国一位卸任的副国务卿说，你的反驳很有力。
　　接受电视采访的挑战，还在于往往事先不提供问题提纲，所有问题都在现场提。再加上是英语对答，要在这种场合应付自如，对外交官来说，是挑战也是必备的素养。
　　高渊：和美国的议员们怎么打交道？
　　李道豫：那就更需要韧性。挨门挨户地拜访议员办公室，是每个驻华盛顿外国大使的苦差使。我结交了很多议员朋友，光是在1997年，就有100多名参众议员访华。
　　高渊：你觉得驻美大使应该如何定位？
　　李道豫：说到底，大使是个服务者。在很多事情上，我不是直接谈判者，而是为谈判服务的。比如，政治磋商由外长、副外长出面，贸易谈判由商务部来人。大使馆的工作就是服务，提供情况，出些点子，但不是第一线。
　　在联合国不一样，那里你就是主角，没有人替代你。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在美国要甘当配角。
　　高渊：当时中美之间，除了最惠国问题，还有什么摩擦？
　　李道豫：还有“银河号”事件，硬说“银河号”里装有化学武器；反对北京申奥，由议员出面，政府表面不参与，其实暗中鼓励；　指责我们卖导弹给巴基斯坦，实施单向制裁；发表一份战略报告，将世界划分为几类，把我们划在最糟糕的一类。
　　但到了8月底，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雷克约我见面。我一听，就觉得或有变化。因为安全事务顾问代表白宫，跟美国人打交道，如果他们是国务院出面，一般就公事公办，而如果是白宫出面，往往是缓和的征兆。
　　果然，雷克跟我说，美国打算年底在西雅图举行首届APEC会议，邀请中国领导人与会。在会议期间，克林顿总统希望和江泽民主席举行双边会谈。
　　高渊：你当时怎么回应？
　　李道豫：我马上盯了一句：这个会谈应该是正式会谈。因为APEC是领导人非正式会面，但中美两国首脑的双边会谈不能非正式。他愣了一下，想了想说，是正式会谈。
　　那天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确定这次会谈后，我心里比较有底了，知道驻美任期里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发展中美关系的空间。当天报回去，家里也很高兴。
　　高渊：最惠国待遇的一年倒计时问题，后来是如何破解的？
　　李道豫：从美国政府到企业界，国内和使馆都做了大量工作，转机出现在1994年4月底。当时前总统尼克松去世了，我准备去加州参加他的葬礼。记得是下午2时的航班，1时雷克打我电话，说关于最惠国待遇，我们有个新想法，要见面谈。我问在哪里见面，他说就在尼克松葬礼上谈，我说在葬礼上怎么谈，我们找个地方。
　　当时，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也去参加尼克松葬礼，他是部里主管中美关系的。葬礼结束后，他和我再加上周文重，一起和雷克见面。
　　我们找了个地下室谈，决定由白宫派个特使到北京来谈判。这样做的好处是绕过了美国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务院特别强硬。
　　高渊：在你任期里，中美关系最糟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李道豫：最大冲击是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我国作出坚定反制，两国关系降到最低点。从1995年6月到10月，两国首都没有对方大使。我当时奉调回国述职以示抗议，在中方的强大压力下，美方承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后，我才奉命返任。

　　外交沉思
　　当过老大的，都不习惯看到别人赶上或超过

　　高渊：你当大使时期和现在，中美关系相似之处在哪里？有什么变化？
　　李道豫：中美关系的本质没有变，就是社会制度不同，但各方面的共同利益在大发展，尤其经贸依存度和交融度相当高。在政治、安全、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了。
　　特别是这几年，两国领导人频频会晤，引领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这与我当时面对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当然，分歧和摩擦依然存在，有时还很棘手，但是管控的能力和手段更多了。
　　我当年在美国到处演讲，主旨就是讲中国发展得怎么快，市场如何大。现场气氛都很好，美国人听了很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了机遇。现在不大一样了，我们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到美国去讲中国的成就，发展速度有多快，人家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不是高兴的问题，而是有点恐惧。现在要是还像我那时候的讲法，他们已经不太能够接受了，这是最大的差别。
　　美国人有一种心态，他要当老大，在奥运会上也是这样，他的优势项目是不能输的，输了之后会对你很反感。这也不是美国人独有，凡是当过老大的，都不习惯看到别人赶上甚至超过。
　　我觉得，现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是要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是不可改变的，你不爽也没有用。但这是全球也是美国的机遇，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我们从来没有想把谁吃掉，愿意和别国分享发展机遇。
　　我们要看到，中美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一个稳定和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对大家都有利。

荐稿人：ffy 2016-01-12   执行编辑：lxl 2016-01-13  责任编辑：wdl 2016-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