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筑系发展的同时，黄作燊先生以他别具一格的教学方式和独特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每个学生。黄先生在教学中经常引用英国建筑评论家托马斯 · 杰克逊（Thomas Jackson）的 话：“建筑学不在于美化房屋，正好相反，应在于美好地建造。”黄先生说，如果建筑师的任务只是美化已建好的房屋，他可以按艺术家的要求来培养；但要美好地建造，那么他所受的教育应是建筑美学与建筑技术的综合。为此建筑系学生必须认真了解他们的服务对象对建筑的要求，这是设计的源头，并以尊重和精通技术作为表达美好建造的工具。

　　在教学方法上黄作燊先生主张启发式的教育。他认为引而不发可以更好地发掘与发挥学生的无限潜力。这形成了圣约翰大学建筑教育不同于其他学校的特点。

例如黄先生认为掌握尺度对建筑师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在某期学生的第一节课中，让学生将纸条裁成不同的标准长度：1 尺长、3 尺长等，然后由学生在墙上每隔 1 英尺贴上一条，以此培养学生的尺度感。学生们觉得这样的课十分有趣，从来没有见过，因此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出设计题目的方式也十分特别。当时有些学校的设计任务书对内容规定得很具体，如将房间的数量和面积都详细说明。而黄先生却不是这样的。圣约翰建筑系首届毕业生李德华回忆说：“我们当时学生只有 5 个人，他给每个学生发一张打印好内容的 A4 纸，纸上用散文般的优美流畅的英文描述了关于这个设计题目的背景与要求。要学生在拿到这个题目后，自己去思考或做调查，提出这里面应有什么功能，需要安排什么内容。”

　　例如早期有一个题目 —— 周末住宅（weekend house，就现在来讲，是真正意义上的别墅），黄先生把有关背景条件告诉学生，例如在别墅中生活是怎样的，它和平常住宅中的生活有何不同等。人们只在周末才去别墅居住，这个设计该如何解决五六天日常不住人的问题，例如安全问题就尤为重要。对于这些问题，他都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启发学生自己去发现和提出。

　　到后期，他有时甚至在题目布置后不加任何说明，完全放手让学生自己思考，自己提出设计要求和制定任务书。圣约翰建筑系毕业生王吉螽回忆说：“我的第一个设计是一个乡村河边的诊疗所。当时，他在黑板上写完题目就走了。我因为刚从土木系转过来，第一次上他的课，有些莫名其妙，到底怎么做呀？想问老师，可是，老师怎么走了呢？向其他同学打听后才知道，老师帽子仍在讲台上说明老师还在，他离开不过是想让学生自己独立思考这个题目应该如何做。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除了建筑设计课以外，受包豪斯教学思想影响的黄先生还为低年级学生开设了建筑初步课，在这一课程中他也同样用启发的方式让学生掌握关于材料和形式的关系。

　　圣约翰建筑系毕业生罗小未回忆说：“我们班的第一个设计题目就两个字‘pattern & texture’，黄先生要求我们在一张 A3 图纸上表现这两个字。我们一开始很不理解，问什么是 pattern，什么是 texture，作业到底要做些什么？黄先生说：‘什么东西都有 pattern，衣服、围巾都有’；至于 texture，他说：‘你摸摸你的衣服，它就有 texture’。这个设计我是和华亦增一块儿做的。我们各自在一张图纸上画了 8 个方块，上面 4 个是 pattern，下面 4 个是 texture。华亦增做的一个 texture 是将一种像人参那样的中药切成圆片片，并把这些断面上带有裂痕的圆片一个一个贴在上面；我做的一个 texture 是把粉和胶水和在一起，厚厚地涂在方块上，并把它们绕成卷涡形。我们交作业时，黄先生也不直接说好坏和对错，他看着看着，就指着作业对我们说：‘你看，这里不是既有 pattern，也有 texture 吗？’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真正理解到 pattern 和 texture 真是无所不在，并且是不可分割的。他采用这样启发的方式让我们自己悟出道理。”

　　黄先生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在设计中的创造性，反对因循守旧和抄袭。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尽量用国内社会上尚没有的建筑类型作为设计题目。他曾经出过一个托儿所设计的作业。当时上海还没有一栋真正为托儿所而设计建造的建筑，学生无法模仿现实的建筑实例，也不能从现成作品中取得设计经验。因此托儿所应该是怎样的，学生只能通过自己对有关方面的调查、理解、构想和分析来得出结论。通过这样的方式，黄先生试图培养学生对于设计必须从问题源头出发的理念与方法。沈祖海仍记得当时他为了明确设计任务而到处走访的情景。黄先生对于那些在现实中已有的建筑类型，也要求学生从根本出发。例如设计一个电影院，他让学生到电影院里好好地体验整个过程，从放映、购票、入场观看电影的实际要求与效果出发去设计，不允许他们不知其所以然地照搬。他也布置过一个教堂设计的作业，上海常见的教堂建筑都是哥特复兴式或是其他复古样式的，但他要求的教堂面貌却要是全新的。为了做好这个设计，学生们一方面走访牧师，并到不同的教堂去体验做礼拜的感受，了解教堂活动的各种内容和要求；另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地尝试用新材料、新结构和新形式来表现教堂的宗教气氛。

　　黄先生强调从问题的源头上着手，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李德华回忆说：“现在我们说起建筑创作时常用‘creation’一词，但黄先生喜用‘originality’（原创性）。可能他认为‘原创性’这个词更符合他关于设计创造性的概念。”指导学生作业只动口、不动手，也是他教学中的一大特色。他总是问很多问题，这里为什么这样，那里为什么那样，学生常被他问得心怦怦跳。如果设计是在哪里抄来的，就会被问得无法回答。黄先生最反对形式主义和抄袭，因此，在布置题目时从不指定参考对象，而是要学生广泛地看，广泛地参考，自己总结，自己发挥。他认为老师指定了范围就会束缚学生的思路。当然，他鼓励学生看书、看杂志，研究好的例子，有时在上课时他会带来一大箱书或最新的杂志给学生看。但认为学生最终的作品必须是自己思考的结果。

　　黄先生在教学中很早就开始了“假题真做” 的训练。因为黄先生认为存在于建筑师与业主（或使用者）之间的是一种供与求的关系。建筑师只有同业主不断磋商、相互促进，才会做出好的设计。圣约翰建筑系第一届学生的毕业设计题是医院， 黄先生找来了真正的业主，一个妇产科的王医生，是当时著名妇产科医生孙克基的好朋友。他想改建自己的医院，在原址上重新造一座新的，于是黄先生就将此作为题目让毕业班的学生来做。

　　黄先生请了王医生来给学生作讲座，告诉他们医院设计的要求。学生们以为这是一个真实的题目，设计激情非常高。学生们先去医院了解情况，向医生、护士、产妇作调查，并且每个人在医院中各个岗位上实习半天，然后回来交流汇总成报告。他们在充分了解医院的各种活动与运作方式的情况下，自己提出设计要求，进行设计。

设计完成后召开了一个汇报展览会。学生们将设计成果向医院与医生汇报，吸引了很多师生前来观看，医院院长也来了，十分轰动。最后，业主请学生吃了一顿饭，还买了很多绘图仪器送给他们，大家都非常高兴。

　　黄先生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动手能力，强调模型制作以及在制作过程中注意建筑营造的工艺和形式的关系。

　　他布置的各个设计作业，无论是周末别墅、河边诊疗所， 都要学生做模型。当时在学习中做模型还是一件十分稀有的事，做好后便展出供大家评论。而黄先生要求的展出方式更是别具一格。罗小未回忆说：“在医院设计的汇报展览会上，他要学生用绳子把模型吊到人的视线高度进行展出。他说放在桌上的模型是鸟瞰的，不是平常见到的视角，只有把模型放到与平常视点相应的高度才能体会到建筑建成后的效果。”

　　为了训练学生理解工艺和形式之间的关系，黄先生接受了当时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刚从哈佛回来的李滢的建议，开设了陶艺制作课。制陶的工具由李滢和李德华一同设计：木质，上面是一个支板，下面用脚踩板来带动上面的支板转动。学生通过亲手操作，体会到了制作过程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他们回忆说：“我脑子里想着一个形，然后动手去做，或者做得出，或者做不出，这种感受非常好。”

同样，学习构造，黄先生也要求学生自己动手。例如让他们自己砌砖，看着砖墙如何垒起来，如何稳定，唤起他们对于构造的感觉。同时，他在建筑设计制作模型过程中也融入了构造实践的思想，因为一做模型，学生就要考虑简单的构造问题，梁和柱如何交接，层架怎么放上去，等等。因此，教学与训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黄先生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他认为今日的建筑师应重新把自己定位在与社会的关系上：把自己视为一个改革者，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为社会大众的栖身提供背景，要运用各种可能的新技术来为大众提供较大的空间、良好光线与必要的设施，要正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运用各种建筑美学的手段来满足他们对美的需求。这种提法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非常不容易的。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他曾经带着学生去参观普陀区的贫民窟，恶劣的居住条件让每一个参观的学生动容。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了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的“肥皂箱”—— 因为房间太挤，睡觉时躺不下，就在墙上开个洞把脚伸出去，脚上套上一个肥皂箱以遮风避雨。黄先生让学生们深切感到为劳苦大众改善住房质量的迫切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使命。

　　黄先生不仅教学方法独特，其非凡的气质与风度和特有的人格魅力，更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学生。李德华回忆说：“我第一次上课时就觉得这个老师十分特别，不仅是他的外表，他整个人都与其他老师不一样，气度非凡，非常独特。以后接触时间越长，就越感觉到这个人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格魅力。”

荐稿人：ffy 2024-04-29　执行编辑：ych 2024-04-30　责任编辑：xwf 2024-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