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院士（图中前排右二）出席中法合作 MARCO-POLO 航次停靠仪式

　　汪品先，如今享誉世界的一位海洋科学家，为了实现他早年就立下的科学理想，他不懈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学生时代汪品先立志献身科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后，他对这十分宝贵的深造机会倍加珍惜。他专心致志，勤奋好学， 在专业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熟练掌握了俄语，同时选修并掌握了法语。1960年，他怀揣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和报效祖国的心愿回到祖国。那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物质匮乏，不要说实验设备，连一个冲洗样品的水龙头都没有，要到厕所间完成样品冲洗的工作。那又是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他的抱负一时 很难实现。但他对科学的追求没有改变，再大的困难，也不放弃专业的学习和 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他刚来同济，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对于他，住单身宿舍，吃学生食堂都不觉得有多苦。令他苦闷的是没有科研经费，缺乏完备的实验设备。当然，还有政治活动的干扰。但他没有抱怨，没有等待。他利 用外语的优势查阅科技文献资料，了解国际上的科技发展动态及其他有关信息； 他刻苦学习外语，自学了英语，进修了德语。他深信，国家会好起来；他深信，自己大展身手的一天总会到来。他的外语优势使他在后来的学术交流中如鱼得水。一些与会者至今仍记得他主持的国际学术会上，他灵活自如地转换语种，与各国科学家进行充分交流。他的睿知、机敏和出色的语言能力，使他更加得心应手，提高了工作效率。

　　机会终于来了。1978年，他获得了一次随团出访法国、美国的机会。在两个多月中，他和访问团的同行马不停蹄地访问了十多个城市和学术机构。在与国外同行的接触中，汪品先和他的同伴真切认识到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巨大差距，紧迫感油然而生。不久，又有一个喜讯降临，汪品先获得“洪堡基金”资助，有机会赴德国进行为时一年半的学术研究。时间不算长，但德国学术界富有生气的氛围使他原本具有、多年受到压抑的创造力又被激发起来了。

　　20世纪80年代，我国海洋研究的许多领域还很落后，有些方面甚至还是一片空白。但汪品先和他的同事知难而进，依靠简陋的设备筹建了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并很快迈出了海洋地质研究的第一步。1980年，他主编的《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正式出版。此后不久，又出了英文版，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国际学术期刊纷纷发表评论。

　　1995年，在他主持下，撰写了《东亚季风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见》建议书，并提交国际大海钻探组织，受到该组织的高度重视。1997年，该建议书位列全球排序第一，被正式列入ODP184航次。汪品先他们终于迎来了中国参与“国际大洋钻探计划（ODP）”的机会。这无疑是激动人心的。

　　1999年，该航次在南海实施，汪品先任首席科学家。他说：“我连大洋钻探的小兵都没有当过，现在一下子要当首席，压力很大。”“大洋钻探是需要砸钱进去的，每天成本超过10万美元，一旦哪个环节出问题，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当然，还有深海海底钻探所有的风险性。我们能体会汪品先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在那两个月里，他每天只敢睡一会儿，生物钟一度被彻底打乱了。

　　一切辛劳和努力终于获得丰硕的回报。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圆满完成，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通过深水区 6 个站位17口钻井取得高质量的

　　连续岩芯5500米。还为南海演变和东亚古气候研究取得3200万年前的深海记录。汪品先当然为此而欣慰，但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祖国。他深情地说，当第一口井开钻时，船长下令升起中国国旗时，“那个意义，超出了科学的范畴”。

　　汪品先，这位中国深海研究的先行者、中国首位国际大海钻探首席科学家，如今虽年近八旬，仍壮心不已，还在为我国东海和南海国家海底观测系统建设 而忙碌着。同时，作为一个有高度良知的科学家，他更关心社会的发展、进步。他批评特权制度，他痛斥学术不端行为，希望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改变现状，有所进步。

荐稿人：ffy 2021-05-19　执行编辑：lry 2021-05-19  责任编辑：lxl 202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