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过得真快，回忆当年考进同济之时，正是创办初期，一切情形，还历历如在目前，却是不知不觉已五十周年了。五十年来，它在医工方面，造就了不少人才，对国家社会有着很大的贡献。这次校庆，本想替它写一篇校史，为将来编著我国教育史者有所参考。因为手头没有充分的资料，所以只得就我个人的回忆， 作一个简单的叙述，不过在这个简单叙述之中，也可以窥见它历年发展的大概。

　　谈起同济大学，不能不先把宝隆医院一提。宝隆医院是清末在上海的宝隆医生、福医生和克利医生三个德国人，照西洋中世纪 Guild 式的一个医生组织，也可称为医店（Aertste Firma），当时他们先已创办了一个医院，名称本来叫做同济医院，地址在白克路上。究竟是哪一年成立的，此刻不能记忆。它的规模并不大，只有一所洋房， 大约将近二十多间房间，此外，在院里盖有两幢铁皮的临时房子，作为三等病房，一起算来，不到一百多张病床。

　　这三位医生在当时都享有盛名，宝隆是他们的领袖，尤其活跃，常与中国官场往来。光绪卅三年， 他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帮助，就在医院的对面租了三幢三层楼的小洋房，另外创办同济医学校，当年就招了一班医学预科生，约有十几个人，多半是不懂德文

的，上课时用英文讲授。请了两位德国副教授分授解剖学和生理学。

　　医预科之外，同时还招了一班德文班，称为语言学校。医预科的学生是当地招的，语言学校的学生有十名是端方就南京陆军小学和陆师学校的优秀学生选送过来的，另外也在当地招了几名来凑数，一起不到廿人，这样就在那里成立起来了。

　　固然草创伊始，规模未具，但上海人一般震于德国的强盛，尤其仰慕他们的医学，都认为这个学校是了不起的，所以到了第二年招生的时候，大家纷纷前往报名，我就是在那年 6 月考试被录取的，秋季进学校。当时语言学校一年级生已升为二年级了，我们一年级生因为人数过多，分为甲乙两组，而且端方又派来陆军小学和陆师学校学生各十人，还有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沈仲礼也派来十个学生，连同录取的新生，共七十余人。黄钟就是那年端方派来的陆师学校学生， 黄伯樵就是陆军小学学生之一。一切的设备，还是非常简陋的。教员也没有几个人。医预科方面只有上面所说的两个教授。语言学校也只有一位校长，两位德文教员和一位翰林出身的中文教员，校长是德国中学教员出身的沈德莱，德文教员一位是德国小学教员出身的，另外一位德国犹太人，是个化学博士，两人分担一年级课程之外，还教两年级的德文。沈校长也教德文，校内没有其他办事人员， 一切都由这几位教员帮同办理的，会计是医院里的会计兼办的。

　　那年秋季开学以后，不久，宝隆医生就去世了，学校内部没有改变，只把同济医院改称宝隆医院来纪念，但医预科仍叫做同济医学校。宝隆医生在亚尔培路—就是金神父路后面有私产数十亩，他在生前已经决定捐给学校，预备建筑四幢房子，一幢是语言学校，一幢是医预科，还有两幢是两层楼的学生宿舍，每幢有二十多房间，每间住四人，可容一百五六十人。这些建筑在他去世之前已经动工了。那时候的学费，每学期大洋五十元，加上每月膳食费五元，宿舍费两元，一切费用合计起来，和圣约翰大学相似， 与当时留日学生的费用差来无几。到了第三年， 又增加学费百分之五十，每学期要缴七十五元。就当时物价而论，是上海学费最贵的一个学校。

　　宣统三年下半年，在上海的德国商人发起加办工科。他们的计划，是想办一个职业学校性质的机械学校。在德国，职业学校是隶属于邦政府的， 所以上海方面负责人就向普鲁士工商部接洽聘请 人员。工商部的机械学校司司长就把科隆机械学校教员贝伦子先生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我在德国遇到过这位司长，他提起这件事情，说是当时上海学校负责方面只要求介绍人员，对一切设备，并无具体计划。所以贝伦子先生应聘以后，就向这位司长建议，表示愿意去工业界游说，捐募一套设备。这位司长就答应了并且给予募捐旅费。贝伦子先生周历各工业区，果然捐得机械学校和工厂应有的全套机械并仪器设备，当时工商部就致电上海学校方面知照，哪知上海回电拒绝接受。工商部不得已，乃用命令式的复电，说明我们很感激地接受人家的捐助，怎么可以拒绝。这样，上海方面才无异议。贝伦子先生请了一个中等工业学校出身的监工，于民国元年春初，和他同时到校。到校以后，就立即开始筹备，一面在金神父路附近校址建筑一幢讲堂， 一面又建筑一个实习工厂，工厂规模相当大，为当时国内各校所不及。到了秋天， 就正式开学了。头班生只有我和黄伯樵等六人，这个机械学校就是以后的工科， 当时的名称叫做德国机械学校。

　　这样一来，学校有了三个单位，第一是语言学校，三年毕业；第二是医学校，五年毕业；第三是机械学校，四年毕业。中文校名合称为同济医工学校，德文名称仍是三个学校。另有一个共同的组织，称为康拉妥里洪（Koratorium），由福医生任主席，这是几个医生和德国大洋行经理合起来组成的，实际上只是一个评议会的性质，校务则各自管理，语言学校由沈德莱主持，医学校由福医生主持， 机械学校由贝伦子主持。

　　那时语言学校，因为每年招生关系，扩充最快，全校已经有了二百多人。同时，医预科头班生也已经到了毕业时期，这个班本来只有十几人，又历年淘汰， 所以只剩了江逢治、张近枢和吴礼宗三人毕业。他们毕业以后，马上都在上海挂牌开业，自称德医。

　　当时的机械学校，只有贝伦子和那监工两个人。事实上贝伦子是唱的独角戏， 那监工不过教我们画画机械图而已。开学的时候，教室和工厂虽都已造好，但内部设备一无所有，所以一面借宿舍先来上课，一面贝伦子叫我们帮同拆箱，装置机件。贝伦子和我们处得非常密切，时常约我们同学到他家里去喝茶。他住在宝昌路末段，就是后来的霞飞路，离学校相距并不太远。往西就是徐家汇的南洋公学，从他的家里可以望见。记得民国二年春季里，有一天我在他的家里，他指着南洋公学的房子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以后，他说他想去看看，问我可否陪他同去。我说：“在南洋公学上课的一年级里，有我从前正蒙学校的同学俞恩澜，可以找他陪我们去参观的。”就在那个星期天，我陪他去了。当时南洋公学的房子很宽敞，虽然也是四个人一间，但比同济的宿舍要宽了一倍。俞恩澜也是学机械的，书架上摆了许多英文书，桌上也有，多英文原本，还有一些英文的笔记。贝伦子把他的笔记拿来看看，也勉强能看得懂，同时把桌上的英文课本也来翻翻，他当时的脸色就变了，因为他发现南洋公学的工科程度要比我们高得多。后来参观了实习工厂，那是不在贝伦子眼里。这个工厂和同济的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出来后对我讲，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也有这么高的程度！他颇为赞叹，不过他认为实习工厂距离标准太远了。不久，他就在我们的功课中间加上了微积分，并且把校名改为德国工程师学校。他说，这等于德国工科大学和职业学校之间的程度，是个专科学校了。民国三年冬，青岛大学因为战事停办了， 把那边的工科学生都并了进来。民国五年，第一班机械电机生修业期满，黄伯樵、杜殿英等都是那一届毕业的。

　　民国六年春，法租界巡捕房忽然派军警把学校占领了，学生被迫迁出，向各方呼吁，结果由江苏教育总会出来维持，派阮尚介做校长，把学校搬到吴淞商船学校的旧址，从此这个学校就由我国接办，经费是由江苏教育总会设法请省方拨给的。这样在吴淞苦苦维持。到了民国九年，阮尚介到德国去募捐，那时贝伦子早已返德。阮尚介又找他帮忙，募到一批和从前相仿的机器和图书仪器。因此， 贝伦子又回学校来了，他真是一个热心于校务的人，想为学校树立一个永久基础。民国十六年大学院时代，政府把它改为同济大学。可惜这年的冬天，贝伦子先生病逝于宝隆医院，这是同济一个莫大的损失。虽然从民国六年起学校行政由我国自己来办，但是教务方面以及一切设施计划，事实上还都是由贝伦子一个人负责， 尤其工学院方面，他的贡献最多。

　　民国廿一年，我在教育部任内， 请翁子龙去当校长，想把学校尽力扩充，逐渐与国内其他学校互相配合。在那几年里，一切颇能照预定计划，次第实施。可惜到了廿六年8 月淞沪战事爆发，不能不向内地搬移，先搬到云南，后来又搬到四川宜宾的李庄，整个抗战期内，过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校长又几度更换，学校受了极大的损失。卅五年胜利复员，回到上海，吴淞校址，已成了颓垣残瓦，只东拼西凑， 租些房子临时应付。三十六年我又在教育部任内， 请丁文渊去任校长，他很想把这个学校规划成为一 个德国式的大学，但当时上海的学潮，刚巧闹得最凶， 同济学生的纪律一向很好，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中， 也不能幸免了。

　　我在复员之后，就令同济添设文理法三院，并且限定法学要采新制，注重纯粹法律，但来台以后， 听说调整大学院系，只把文理法三院并入复旦。也有一说，工学院已搬往大连，医学院已搬往汉口。另有一说，仍在上海，并有新校址一千五百亩。究竟怎样， 无法确知。

荐稿人：ffy 2021-05-20　执行编辑：ffy 2021-05-20　责任编辑  xwf 202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