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春学生会群众文化部提出健康有益、小型多样、丰富多彩、入耳入心的工作思路，决定利用三间小草棚，重建大学生俱乐部、管乐培训班；缩编整顿文工团；组建电影纠察队，在校内放映学生场。而影响最大的是在全校同学中大力普及社会主义歌咏活动，以课余丰富的生活愉悦人，健康向上的精神激励人。

　　五月份春暖花开，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好时光。校学生会布置各系学生分会文艺部组织的“人人学唱歌，班班有歌声”活动已经开展。为了层层发动，也为了解决不少班级缺少教唱和指挥的困难，要求各系文艺部长和骨干经常在下午四点或晚上六点到各班去教唱。教唱时教室里全是满满的，同学们对课余学唱歌很积极。我也经常受邀到各系各大班演讲、教唱。既讲黄河大合唱、毛主席诗词歌曲，也讲中外民歌，现场气氛热烈。为了有利于推广全校歌咏活动，我们下决心挑选一批好歌，统一铅印成歌本。那一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找到我们，请求协助为电影《燎原》配歌。歌名《我们不是牛马我们是人》。同济的建筑、建工、建材、城建各系“文艺细胞”多，歌手也不少，听到为电影配歌都很踊跃。电影《燎原》内容反映刘少奇领导的安源煤矿大罢工。这首歌是数千矿工面对矿主请来的警察包围并对峙时齐唱的歌。导演不求悦耳动听的艺术味，他需要的是同仇敌忾、雄壮嘹亮的效果。歌手们的书生气质与要求完全不符。老导演张俊祥不满意。怎么办？我们又请路桥系、勘测系、地下系各学生分会帮助挑选。这些系文艺积极分子少，优势是男生多、农村来的多。两三百人集中起来学了一小时，在当时刚建好的大礼堂放开嗓门试唱两遍，回音激荡如万人怒吼。导演笑了，马上拍板：第二天课后现场录音。先复习两遍、试唱两遍、然后正式录音两遍。试听后，效果超过预期。导演十分满意。同学们的声音上了电影，心情更是激动。强烈要求经常有人来班级教歌，对歌本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了。

　　1962 年暑假前，我们请示了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团委等部门的领导， 征得同意后，召开部务会议，决定成立《同济歌选》编选委员会。学生会干部和同学课余自愿参加，由学生会群众文化部负责出版发行。同学们积极提供喜爱的歌名、歌谱、器乐谱，有的还提供了封面设计。为普及识谱，方便自学，推广歌咏，我们采用了简谱。共搜集有中外优秀革命歌曲四十余首，健康向上的轻歌曲四十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电影歌曲和创作歌曲三十余首，加上精选器乐曲共139 首，体现了综合性、适用性、普及性。由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印制，厚达 250 页，印数 6600 册。只按成本收回印刷费 0.60 元。《同济歌选》1963 年 2 月末送至学校，油墨未干就被抢购一空。

　　同济校园气象一新，南北大楼经常歌声飞扬，能识谱、会唱歌成为校园时尚。手持《同济歌选》成了一道校园风景。外校学生也来赶时髦，并以此为荣。

　　一本《同济歌选》售价六角钱，远远超过了一天的伙食费。当时上海大学生伙食标准是每天五角。为了能省下一点，照顾家里，不少人每天伙食费不足二角。一本《同济歌选》，相当于他们三天半伙食费。全校八千学生中，舍得买、买得起的不过半数。拿人民助学金的，还不好意思排队，怕买了被同学议论。也有不少人一买二三本，寄给好朋友。歌选迅速传递到全国高校。学生中的印尼华侨、越南留学生也买了。于是《同济歌选》漂洋过海，传到了印尼、越南等国。

　　突然有一天，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刘金鼎把我找去谈话，我才知道《同济歌选》已经惊动了上海市。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有四点批示，大意如下：一是《同济歌选》尽管有不少革命歌曲，但也有《西班牙女郎》、《含苞欲放的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歌曲，突出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很不健康；二是封面设计，突出一支玫瑰花，不是百花齐放，而是一枝独秀，正呼应了赫鲁晓夫和平主义的“三和一少” 路线；三是选用紫色为封面基调，表现一种消极的颓废情绪，暴露出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四是程序不严，歌选出书，未报市委宣传部门，竟然未经对外宣传部门审查批准，就传出国境，驻外使馆一旦把情况反馈到外交部，上海会很被动。此事要查一查。《同济歌选》要全部收回，彻底销毁。我听后，有如五雷轰顶，等回过神来，辨解说，《同济歌选》以《国际歌》、《国歌》开篇，选入了毛主席诗词、革命传统歌曲和外国进步歌曲。选入的少量爱情歌曲，都是经典，怎么就不健康？市领导有明确批示，自然不能有意见，但我年轻气盛，心里还是不服气。他没有严厉批评我，只说：“小吕啊，你们不懂！闯祸了，闯大祸了！”口气中是一种无奈和着急。我当时年轻，不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个委员说话有多少分量。更不知道，在后来一波接一波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一首歌一本书，真的会置人于死地。几年后，南京二十五中一名学生因创作了一首《知青之歌》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反革命，差点被执行死刑。回想起刘金鼎说：“闯祸了，闯大祸了”，才知道其中有多深的涵义和他当时的心情。

　　检讨是少不了的。刘金鼎代表学校党委向华东局、向上海市委作了正式的检讨。然后，学校团委召开团小组长以上学生干部的紧急会议，要求全体团干部立即动员，摸清情况，认真说服，全部上缴，彻底回收。回收工作基本上做到一网打尽。

1966 年 8 月，有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揭露“统治同济大学文艺舞台的黑线人物吕美安隐藏得很深”，要揪出大毒草《同济歌选》的幕后黑帮。可是，作为证据的《同济歌选》已全部收回，彻底销毁，没有了具体的罪证，我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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