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和大多数中国近代大学取法日、法、英、美等国不同，同济自创办之初就以其鲜明的德国特征闻名。学校创办之初，除由中德两国政界及工商界人士共同组成的校董会决策重大事务外，学校教务主要由德国人负责，医工两科均按照德国学制，聘任德籍教师，采用德国教材，运用德语教学，注重理论基础和实践训练的综合培养。

　　尽管如此，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还是将经、史、国学作为重要的教 学内容。学校最早的华人教师，被称为“国文教习”，担任德文科以及医工两 科的国文、经、史课程的教学。他们大多数人具有家学渊源，接受传统的书塾 教育，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辛亥革命后转为开明绅士，是既专国学又崇尚新学 的现代学者。

　　“五品顶戴”宗嘉谟

　　宗嘉谟，字伯皋，江苏常熟人，是江苏委用教谕，五品顶戴。教谕是明清所设的学官，主要掌管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局长。“五品顶戴”即五品官的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局级干部。

　　宗嘉谟是同济创校初期最早的中文教师之一，自同济创办之初宗嘉谟就来校教学，见证了学校自初创到逐步稳定发展的过程，可谓学校的“元老级”人物。在 1916 年出版的毕业同学录中，他指出“校之有史，犹家之有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校史编写的概念。1916 年出版的毕业同学录首次编写了“校史”，请医预科教习谛部博士、总理校务福沙伯博士、德文科监督费提克博士分年编纂， 经同学翻译，由宗嘉谟最后编辑整理而成，宗嘉谟可以说是同济最早的校史专家。

　　因为对同济的深厚感情，以及对同济的熟悉与了解，1914 年秋，他介绍自己的侄子宗白华进入同济德文科就读，使同济成为宗白华“思”与“诗”的起点， 后来成为现代哲学家、美学大师、诗人。宗嘉谟还是《虞山宗氏谱略》的编撰者之一，著有《宗忠简公年谱》、《訏盦文剩》、《虞山宗氏谱略》、《宗伯皋先生查明仲雍祠墓复县函附系函》等，参与了《重修常昭合志》的修纂工作。

　　“前清翰林”陈枏

　　陈枏，字巽倩，清朝翰林，嘉定知名乡坤，南翔商团会长，一位支持革命的新兴绅士，在同济主要教授医预科的伦理、经训、古文等课程。

　　在封建时代，通过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脱颖而出，成为翰林学士的，绝 对可以称得上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在同济任教期间，作为一位国学儒师，他对校中的德籍教师，他称之为“西儒”的外教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尽管1914 年以来，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校中的德籍教师不仅没有因为战乱的原因离开同济回国避难，而是络绎不绝地来到同济尽心尽力地培养中国学子，我们从中既可以看到德国学术的严谨与自信，也可以看到德国人对待学术的严谨与自信， 这也是德国学术以及德籍教师深得人心的原因所在，他对此种德式“新学”以及这批德籍“西儒”极为赞赏。

　　同时，作为资历较深的国文教师，他也深受同济学子的尊敬，他是早期毕业生编写毕业纪念册时常被邀请作序的师长之一。

　　“末代拔贡”蒋元庆

　　蒋元庆，字志范，别署 楼老人，是清朝末代拔贡，曾任江苏提署幕宾， 擅长对对子以及书画、篆刻。“拔贡”是清政府每隔十二年，从府县中挑选一名秀才，越过乡试，直接选拔入京，经朝考合格，可直接授予官职的“提前录取保送生”。蒋元庆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拔贡，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之才。

　　常熟日报副刊曾以《民国时期的常熟书家》为题，记载他“精研说文故写篆书， 其体不名一家，然笔札精雅劲敛。因多写篆书故，用笔在吴清卿杨濠叟间。他所集句并篆书的兴福寺饮绿轩联‘日出林霏开，云归岩壑暝；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被《中国楹联大辞典》收录，行家评说此联：‘虽未造极，确已登峰’”。蒋元庆的书法，在常熟也可以算得上数一数二。

　　“金石学者”许保诗

　　许保诗，字松如，浙江海宁人。是著名的金石学者，爱好收藏，著有《金石名著汇目》。许保诗是梅兰芳先生的主要助手、著名戏剧家、京剧史论家、梅派艺术研究专家许姬传的四叔，以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著称，他将自己的书斋起名为“读许簃”，一语双关，既是读“许慎”也是“许保诗”读，非常有意思。

　　许保诗认为教育应该以史为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断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当时中西两种文化产生冲突、对话甚至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合新旧为同辙，融中西而一炉”，兼采东西两种教育的长处，从而达到“振宗邦于未坠”、“起绝学于既衰”的目的。这也是近代新学的主导思想。

　　除此之外，还有闻汝楫、潘智澄（字八达）、吴述先（字子敬）、金翔翀（字叔远）、钟树琦（字聘玉）、朱宝琦（字玮甫）、王鸣时（字景松）等国文教师， 他们既有国学专长，又有接受新知识与新科学的眼界，为同济培养现代中国的“造国神工，救国神医”作出了重要贡献。

荐稿人：ffy 2021-05-19　执行编辑：lry  2021-05-19  责任编辑：lxl 202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