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孙钧在日本京都大学讲课。 资料照片

　　最近，不少人问我有什么新年心愿。我希望，新的一年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跑工地现场，尽绵薄之力，但也要适当控制外出次数了。这几年平均每年出差30多次，最多的一年是2014年，42次。其中，跑了18个工程现场。

　　今年我93足岁了，还记得80岁的时候，去湖北查看一座特大跨谷悬索桥隧道锚的锚峒，约70米深的斜井，坡度近35度，用钢筋扎成的工用铁扶梯，助手们搀着我一步步下到峒底，仔细看完岩体构造后爬上来，出峒后5分钟里，喘得连话都说不出。但我心里“感觉好极了”，作为一个“工程医生”，施工现场就是我的病人，开药配方，总要先看清楚它。

　　说到“我和我的祖国”，似乎这大半生，自己小小的个体，与国家、时代的变迁和进步，时刻交融在一起。少数是悲戚，更多的是喜悦，还有兴奋与自豪。

　　桥梁专业是我的“初恋”

　　1937年秋，“八·一三”事变爆发，父亲带着全家逃难到江北泰州（时名泰县），躲过了南京大屠杀，半年后辗转南通，坐小货轮来到上海。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我在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的结构学组提前毕业。当时，应届毕业生都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干部培训班参加短期政治培训。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还有舒同、胡乔木等来给我们授课，讲“新民主主义论”，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开始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958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这辈子最高兴的事。

　　还记得有一次去拜会我在同济的老系主任、老党员张问清教授，看见他家门前放着一个大垃圾箱，大热天臭气熏人，问他怎么不挪开，老先生说:“挪到别的地方，总是在同济新村里，不是也要熏别人吗，就搁我门口吧，不碍事的。”一桩小事对我触动很大，教育我尤深。

　　早年有一次，我跟老伴聊天开玩笑说，“知道吗，你不是我的第一个恋人呀。”她紧张了，“怎么，你还有另外的女朋友？”我说，“桥梁专业是我的初恋，初恋情深令人难忘”。桥梁和隧道地下工程，哪一个我都满怀激情地做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参加工作这70年里，祖国广袤大地都走了个遍。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港珠澳大桥、青藏公路、洋山深水港、厦门、青岛海底隧道，还有长江隧桥、杭州湾大桥、秦岭终南山隧道、钱塘江隧道……我这辈子，经手的大项目大概有40余个，也攒下了好多故事。

　　我的“教室”：长江大桥，京沪地铁

　　工作没多久，不少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指导。因为俄语有一定基础，我从同济大学被调去苏联钢桥结构工程专家斯尼特柯教授身边，担任专业口译和贴身助手工作；同时也随苏联专家攻读副博士学位。在苏联专家身边三年多，我不仅学到了桥梁专业技术知识，更进一步领悟了在该学科领域中理论必须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

　　那时武汉长江大桥（现长江一桥）在建，斯尼特柯教授带着我们师生们一起去现场观摩学习。坐了两天一夜的船好不容易赶到那儿，一看大桥停工了，原来桥基大型管桩下沉施工中碰到了技术难题。同学们都失望，只听这位洋教授说，“来得正当时呀！”停工表示工地有故障。他把我们分配到现场各处了解情况，与工地技术人员一起讨论哪里出了问题，在振动沉桩机旁带着我们实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以致用。这一趟我收获特别大，回来一口气写了两篇这方面的专业论文和一篇学术心得。

　　1960年，在老校长李国豪教授的嘱咐、鼓励和支持下，我在同济主持兴办了国内外首所“隧道与地下建筑工程学”新专业。此后五六年，我花大力气在隧道与地下结构学科领域建立并开拓了新的学科分支——《地下结构工程力学》。这里头有个国家迫切需要的背景，一方面是国防工程建设任务；另一方面，北京、上海的地铁建设也在蓬勃进行中。那时候我33岁，国内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研究几乎为零，过去只读了一点关于铁路隧道方面的书，主要靠与教研室集体一起钻研，我们的口号是：“从战斗中锻炼成长”。说得可好啊！也是照着这样做的。早年，在成渝一级公路四座长大隧道的运营通风和出入口照明、光过渡的研究中，我努力推进的两项技术革新，经采用后，以一座隧道计，就为国家节约了7000多万元。

　　港珠澳大桥：与外籍专家“吵架”

　　去年，心头一桩大事落地了——筹划6年、建设9年，世界最宏伟的港珠澳大桥终于建成通车。它的背后有无数大桥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实在不易。作为交通运输部特聘的技术顾问，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是当前全球独一无二的深埋式沉管隧道。这项超级工程涉及很多全新技术，蕴含的巨大工程难度是不曾遇到过的。在我参加的历次大会上，常会有对不同意见的争论。记得有一次在关于沉管柔性接头要求转换为半刚性接头的讨论中，来自荷兰的专家团队跟我在接头预应力切断与否的风险理论认识上有分歧。

　　超长的会议桌，双方口述的观点往来不仅隔着距离、还要通过翻译，大会上实在讲不清楚。我建议会下少数人专门交谈，直接上英语。最后，外籍专家服输地说了一句：“要谈到预应力理论，我们与中国的教授还是有一大截差距啊！”我马上“表扬”回去，“但要说工程实际经验，那还是你们的专家强我10倍呢”。大家握手言和。谈到技术争论，我一向很喜欢。争论对事不对人，是为了把问题解决好，越争论、越能加深认识深度，交流互动又进一步增长见识，也是专业上的一大享受。

　　感谢祖国，感恩时代

　　年前，同济大学的校领导来看望我，叮嘱大冷天不要再出远门，要带着助手，走楼梯、台阶要扶着栏杆。不过我停不下来呀。做我们这个学问，既要有理论，更离不开工程实践。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了。当时我82岁，刚做完心脏手术在住院，一边看电视里的抢险救灾、一边琢磨，怎么才能把地震灾害减少到最小，听说学校相关学科组织了工程抗震抢险救援队，我躺不住了，报名参加，还准备了一份关于堰塞湖问题的解决方案，想去现场建议实施。我看新闻里有位上海二军大的老医生，在简陋帐篷里给骨折病人做手术。他84岁了，他能去，我也要去。但是学校和医院都不批准。我不得已留在病房里把治理堰塞湖的方案写成文字，快邮寄到中科院转中央相关部门参考，尽一份心意。

　　有人说，现在市场经济，人生目标不是名、就是利。我说不对，人生的追求是多方面的，名利也不是靠追求得来的，而是水到渠成。真正有价值的追求，是一种责任。我是做科研的，能凭借所学参与到国家宏伟的建设中，几十年的工作亲历日新月异的创新发展，多高兴啊。

　　己亥金猪之年，自忖也会很忙碌。现在手头比较大的工程研究项目还有几个，比如“云南滇中引水工程”和“甘南长15km木寨岭高速公路隧道”，它们将涉及到岩溶、地热和岩爆等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是根难啃的“硬骨头”。这些工程的全施工周期应该不会短，做完了估计我都一百岁啦。

　　一个人事业的高度我认为与4个因素有关：勤奋、机遇、环境和才干，四者缺一不可。感谢我亲爱的祖国，感恩这个崭新的美好时代。

    （口述： 孙 钧  整理：彭德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