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近照

　　10岁参军，在党的怀抱里成长

　　我10岁参军，15岁入党，在红旗下前行，在党的怀抱里成长。今年我89岁了，回过头去看，我的创作永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祖国为人民创作。70年来，我和我的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

　　我的父亲吕惠生，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后回乡办学校、办报纸。七七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初，在敌人的追捕中，父亲带领我们全家投奔新四军，来到新四军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他曾任淮南抗日根据地仪征县县长、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

　　我10岁就和姐姐一起加入了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当时母亲觉得我们太小了，很舍不得。但父亲坚决地说，要让孩子们去革命的大熔炉好好锻炼。时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文工团跟着部队每日行军，到了营地，就为战士和老百姓演出。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军战略转移时，父亲由于重病无法随大部队行动，决定从长江水路秘密转移，但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引诱和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最终走上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父亲牺牲时年仅43岁，而我只有15岁。就在那一年，我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对自己说，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参加革命70多年来，我一直踏着父亲的足迹在前行，永远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

　　89岁仍每天花时间整理作品

　　1949年5月26日，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当晚在老北站大厅的条凳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上海宣布解放，我背着一把小提琴，走到上海街头。到了11月，我们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虽然脱下军装非常不舍，很怀念过去的战斗生活，但在上海，我们面临着新的艰巨任务，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1951年，21岁的我走上了电影作曲的岗位。以前在文工团我是拉小提琴的，但要为电影作曲，我面对的是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怎么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呢？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夜不能寐，一面翻书一面写，不断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1956年，我26岁，为电影《铁道游击队》配乐，写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至今没有被人们遗忘。这是我第二部电影配乐，里面用到了许多山东民歌的元素，这归功于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度过的几年时光。我当时用业余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山东民歌、戏曲，研究当地音乐的调性和语言，成为了我宝贵的创作素材。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艺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人民，这是我在1944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一直牢记不忘的信条。还有一条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这些思想早已渗透到我的血液中，不断生根发芽。

　　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我还为电影《红日》《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庐山恋》《城南旧事》《雷雨》《焦裕禄》等电影写下配乐。2012年，82岁的我还与作曲家陈新光合作，谱写了交响组曲《使命》。今年我89岁了，仍然每天都会花上一段时间在书房里，整理和修订以前的作品。我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刚刚完成定稿，很快就要重新出版。

　　《红旗颂》修改50多年终定稿

吕其明在创作《红旗颂》

　　《红旗颂》是我在1965年2月接到的一个“命题作文”，要在当年5月的“上海之春”首演。时间紧、任务重，只能背水一战。

　　音乐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动人一幕。虽然没有亲眼见证开国大典，但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几年，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都会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盛大的游行，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高呼口号跟随人群前进，每次都热泪盈眶。这些真实的经历，都对我写作《红旗颂》帮助很大。在《红旗颂》中，红旗飘扬的形象，从头到尾贯穿在音乐里，我还用到了进行曲式，好像一个巨人的步伐，无法阻挡地向前。

　　看着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我想到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其中也有我的父亲吕惠生，我对红旗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就这样，我热血沸腾、眼含热泪、埋头书写，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写就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我把我真实的体验，以及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全都融进了音符。1965年5月，在“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红旗颂》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管弦乐团联合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50多年来，我对这首短短的乐曲进行了反复修改，如今终于定稿了。这是我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礼物，祝愿我的祖国繁荣富强。

荐稿人：xscclf 2019-02-11  执行编辑：xscclf 2019-02-11  责任编辑：zjy 2019-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