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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24-08-08 【编辑录入:xscclf】 文章出处:《解放日报》2024年8月1日第10版

邓小平在上海的峥嵘岁月
作者:朱少伟  阅读次数: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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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120周年诞辰。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寻访他青年时代在上海的足迹。


  1920年9月上旬,邓小平(时名邓希贤)初次抵达黄浦江畔——赴法勤工俭学的起航地。这是他一生中重要转折的起点,也是他与申城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缘之始。7年后,他再度来沪,已成为担负重任的职业革命家。


  “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

  1926年初,邓小平离开法国,根据党的安排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翌年春,他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职;7月初,他赴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27年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迁回上海。不久,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后为中央事务秘书长,悉心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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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邓小平。资料照片


  因处于白色恐怖中,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多隐蔽于租界里弄,如中央政治局机关在上海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后为石门一路336弄9号,现为兴业太古汇)。柏德里的中央政治局联络点系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黄玠然(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回忆:“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凡是中央各部门大的事情,主要的由恩来同志解决问题。机关的工作、事务工作,那是要小平同志负责的,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1928年4月底起,为了筹备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相继离沪。上海的留守中央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负责,邓小平协助工作。5月2日,留守中央开始举行常委会议。其间,李维汉暂住上海浙江路清和坊沿街的一楼一底砖木结构房屋(今浙江中路112号),这里也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邓小平在底层开设杂货店,出售肥皂、草纸、火柴等日用品,以掩护秘密机关。李维汉曾回忆:“‘六大’期间,我先是住在静安寺,那时,每天上午任弼时、邓小平和我要碰头一次,商量工作。参加碰头的还有熊瑾玎和一个内部交通员。我们大多在二马路(按:今九江路)的一个酒楼上碰头。我觉得静安寺离开二马路太远,来回不方便,就由中央秘书处在清和坊的烟纸店前楼布置了我的住家。这个地方邓小平也去过。”张纪恩(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回忆:“一九二八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在浙江路清和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这个地方是党中央的机关,楼下开了一家烟纸店做掩护,听说这店是由邓小平经办。”
  1928年夏,中央秘书处机关设于上海青海路善庆坊21号(后为青海路19弄21号,现是上海广电大厦绿地)和小沙渡路遵义里11号(后为西康路24弄11号,现是恒隆广场),均系石库门房屋,中央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都从这里发出。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书科,负责收发、保管文件和进行油印、密写;翻译科,负责文件翻译、书刊翻译、口头翻译;内交科,负责与上海各中央机关的联络、传递文件;外交科,负责中央与各省党组织的联络,传递文件、信函、党刊,护送干部,采购并运送军用物资;会计科,负责筹措经费、保障活动开支、接待各地同志。邓小平机智果断,善于统一调度、合理安排,使中央秘书处这个极重要的综合办事机构在险恶环境下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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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六大后(1928年—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

地点在上海福州路近云南路口,天蟾舞台旁边。

此照摄于1946年8月,新华(周公馆工作人员)拍摄


  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仍设在上海云南路447号。此系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开间街面房屋(与天蟾舞台建筑融合),楼上用于办公和开会(对外称为“福兴商号”),底层由二房东周赉生使用,开办生黎医院。这个秘密机关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今天蟾逸夫舞台),又与生黎医院为邻,所以人员进出比较方便和安全。朱端绶(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做过“福兴商号”的红色“老板娘”,她曾回忆:邓小平“常来我们这个机关”“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他“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并“常在会上发言”。李维汉曾回忆:“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那时,中央政治局开会后,邓小平总要认真检查各项决定的落实情况。

  “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当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事务秘书长,频繁往来于中央各部门,他非常谨慎,努力保证万无一失。他平时在穿着上特别注意:在租界闹市,就穿绸缎袍子或马褂;到平民聚居地段,就穿工人服装,以免被特务盯上。刘英(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张闻天的夫人)曾回忆:“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是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他们来经常化装”“到租界穿得讲究,到平民地方穿工人衣服,所以就不容易被坏人发现”。
  尽管如此,惊心动魄的险情还是一再出现。邓小平曾回忆:“我们在上海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有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有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是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1928年4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后为北京西路1060弄,现是银发大厦)中共中央联络点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谈完工作,刚走出后门,租界巡捕房的警探便从前门闯入。他看见门外一名扮成鞋匠的中央特科同志做个手势,就知道出事了,立即快步离开。还有一次,中央特科获悉租界巡捕房已发现周恩来的住处,就安排相关人员紧急撤离,但同住的邓小平在外办事,无法通知他。当邓小平返回时,刚敲门想进去,屋里搜查者中的一名中央特科内线故意答应一声,他一听门内的声音不对,转身就走。对于这两次“最大的危险”,他后来曾感叹:“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罗亦农英勇就义时,中央特科已确定出卖他的是因违反党纪、贪图享受而多次受批评的霍家新、贺治华(亦作贺稚华)夫妇。邓小平在采取必要步骤的同时,参与了铲除叛徒的决策。李维汉曾回忆:“我和小平共同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的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霍家新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因为是我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
  关于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刘昌文的《开江贺氏三兄妹》披露:“1928年初,贺治华(按:四川开江人)、霍家新在莫斯科的学业结束,党组织安排两人回国工作”“霍家新当了中央领导人罗亦农的秘书,贺治华任中央妇委会委员”“为了逃避白色恐怖带来的巨大压力,以物质生活填补精神的空虚,霍家新、贺治华罔顾组织纪律,频繁出入酒吧、舞厅、歌厅,寻欢作乐”“1928年4月14日晚,上海英租界(按:应为公共租界)巡捕房,打扮时髦的贺治华找到英国巡捕洛克。贺治华开门见山,说手里掌握着共产党一批领导人的姓名和地址,还有350多人的共产党员名单,只要对方能出5万美元和两本出国护照,她就和盘托出,双方达成交易”。1928年4月25日清晨,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一幢住宅前,突然出现“迎亲队伍”,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红队”成员冲入房内,在二楼夺回叛徒与租界巡捕房讨价还价而尚未交出的党员名单,霍家新被击毙,贺治华中枪受伤,装死侥幸逃生。
  第二天,这次锄奸行动见诸报章,引起市民关注。郑超麟(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回忆:“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了今日法租界发生的一件暗杀案”“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了,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

  在上海工作期间,邓小平与张锡瑗结婚。张锡瑗原籍河北房山(今属北京市),她与邓小平既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中央秘书处的同事,两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1928年春节后的一天,为了庆贺他们喜结良缘,中央机关的同志在上海广西路川菜馆“聚丰园”(后为广西北路224号,现是中福城)举办简朴的婚宴,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30余人到场。
  郑超麟也参加了这个婚宴,他曾回忆:“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按: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都没有动心,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邓小平。”这是对张锡瑗的生动记述。新婚时,邓小平给妻子买了上海祥泰织造厂的“大象”商标羊毛披巾,觉得她使用很好看,“以后出门,你尽量都系上它,这样不易被敌人认出”。张锡瑗也十分喜欢,这既是一件色彩鲜艳的礼物,也便于掩护自己开展党的地下工作。顺便一提,昔日上海祥泰织造厂曾在所派送广告背面盖章注明可作赠券使用,“每张兑换钱四文”,产品有一定的声誉。
  此后,周恩来、邓小平两家曾暂住上海小沙渡路遵义里的石库门房屋,周恩来、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张锡瑗住在楼下。其间,邓颖超“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那时,霍步青、朱月倩夫妇也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当年,三对年轻的革命伉俪编为一个党小组,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
  1929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派遣,邓小平告别妻子,到广西以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当地党的工作,筹划组织武装起义。翌年1月,邓小平抵沪,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广西革命斗争情况。随即,邓小平去上海宝隆医院(原址现是长征医院)看望即将分娩的张锡瑗。孰料,妻子难产,接着又得产褥热,他不分昼夜地陪伴和照顾,但因医疗条件差,妻子还是英年早逝了,所生婴儿仅隔数日也夭折。由于广西军务紧迫,邓小平无法亲手安葬妻子,强忍悲痛匆匆返桂。中央特科李强接受委托,在邓颖超等关心下,购置墓地安葬张锡瑗。他曾回忆:“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立碑人用的也不是邓小平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按:张锡瑗的小妹张锡珍,又名张晓梅),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
  1931年3月,邓小平受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委派,到上海准备向中央汇报工作。他逗留申城,撰写《七军工作报告》,详述红七军、红八军战斗历程,全面总结广西革命斗争情况。5月中旬,他的胞弟邓垦来上海求学,通过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登启事,得以与邓小平见面。邓垦曾回忆:“他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这显示,邓小平在峥嵘岁月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兄弟俩除了数次会面,还去江湾看过张锡瑗墓。同年夏,邓小平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1949年春,邓小平担任第二野战军政委、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等指挥渡江战役。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邓小平随军入城后,很想念张锡瑗,难忘他们并肩作战的情景,经过李强协助,很快找到了已面目全非的张锡瑗墓。邓小平与夫人卓琳一起察看时,决定将张锡瑗的遗骨重新妥善安葬。7月中旬,邓小平离沪赴北平(今北京)。
  1990年2月,在张锡瑗逝世60周年之际,邓小平嘱托女儿邓榕,专程到上海市烈士陵园祭扫张锡瑗墓。如今,在邓小平亲笔题名的龙华烈士陵园内,张锡瑗长眠于芳草如茵的烈士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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