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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21-12-01 【编辑录入:lrylry】 文章出处:《解放日报》 2021年11月30日第8版

董鉴泓:我在意的是教好学生,干好事情
作者:解放日报记者 肖雅文 %  阅读次数:1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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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鉴泓近照。 受访者供图


  人物档案

  董鉴泓: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26年生于甘肃天水,曾任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建筑系副系主任、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所所长、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规律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规划》等。2021年11月5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

  ■有人说,中国有两个人,“梁思成搞中国建筑史,董鉴泓搞中国城市史”

  从上海江浦路2049弄出来,阳光倾泻如瀑,马路上车流如织,城市天际线高低错落。在这座井然有序、脉络清晰的城市里,有一群思考者,更有一群实干家。
  作为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开拓者,董鉴泓见证了中国城市规划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教授,他的弟子活跃在中国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和城市保护等诸多领域;作为《城市规划学刊》的耕耘者,他看着这本刊物走到“全国第一”。
  翻开董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可以从翔实可靠的史料、充满洞见的分析中看到他敢为人先的勇气、不畏艰难的信念,以及治学的严谨态度。
  早在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董鉴泓就明确提出,城市规划应当“充分、全面、深入地考虑和关怀居民的社会心理需求”。70多年来,董鉴泓在同济大学从青丝走到白发,他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有着怎样的历史情缘,他的经历可以给年轻人带来多少思考?

  求学之路

  记 者:您1945年报考同济大学时,是从哪里出发的?
  董鉴泓:我是甘肃天水人,当年考试要去重庆考。抗战时,大学招生很少,四川和重庆相对较多,所以我就从天水跑到重庆考了。
  天水在抗战时是一个交通要道,有很多工程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待遇也好,所以我就想学土木工程。

  记 者:您是怎么过去的?
  董鉴泓:当时从天水到重庆是没有公共交通的,但天水附近有玉门油田,出原油的,正好重庆有个炼油厂,需要把原油运到重庆。运油车下面是油桶,上面是敞篷的,我是托人后才被允许坐在上面的,算是搭了个顺风车。
  考试是在夏天,天气炎热。从天水到重庆,中途经过陕南、汉中,走了将近八九天。当年不像现在,司机可以轮班休息。那时,司机就一人,一天开100多里就不开了。我一路坐在运油车上面,从白天晒到夜里,连头皮都晒黑了。
  记得当时发榜就是在报纸上登广告。那时候的报纸不像现在,纸张很粗糙,看到报纸上写的是“黄鉴泓”,我觉得应该是我,但又吃不准。当时不发通知书,写封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又快开学了。我心一横,那就去吧,结果到那儿一看,果然是我。就这样考上的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差点就和同济大学擦肩而过。

  记 者:当时同济大学在李庄,您有什么印象?
  董鉴泓:从重庆到李庄,先坐的小火车,又坐了小船,花了4天时间。李庄是一个很大的镇,被称为“长江第一镇”。镇子本身有几千人,抗战时外来的知识分子又有一两万人,一下子就繁华起来了。
  后来,还有三个科学研究所搬到那里去了,梁思成等人的中国营造学社也搬了过去,变成一个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

  记 者:您在李庄大概待了多久?
  董鉴泓:在李庄待了一年,主要是学德文,每天有半天时间在学德文。
  那时候我19岁,第一次出远门,很想家。李庄的生活虽然繁华,却也单调。学校离镇上还有好几公里,也不是经常去镇上。记得镇上有很多会馆,商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同济医学院就设在会馆里。
  在李庄吃得不太好。当时念大学是公费的,不用自己花钱,但吃的大米常常是发霉的。记得学校食堂大概11时开饭,还在上课的我们就开始想饭吃。有时候打饭去晚了,饭就被抢光了,于是只能去学校门口买点烤山芋填肚子。学校附近虽然也有小饭店,但因为家里条件有限,吃不起。

  记 者:从李庄又是怎么去的上海?
  董鉴泓:先坐了个木船,然后到泸州,再到重庆。当时同济大学租了很多汽车,来一批人开一辆车子走。从重庆到宝鸡,我顺路回了趟老家,再从宝鸡到上海。火车铁轨由于战争断掉了,中间有一段要坐小木船摆渡,再续上火车。当时抗战刚胜利,许多人赶着回故乡,所以长江客轮根本挤不上。
  我到上海已经是1946年10月,不久后就开学了。当时的同济大学已经搬迁到四平路,同济大学原校址在吴淞,抗战期间被日军炸平了。因为第一次来到大都市,我心里很期待。但到上海之后,由于抗战刚刚胜利,整个城市百废待兴,还有各方势力交织,总体感觉局面挺混乱的。

  记 者:不久,您就参加了学生运动?
  董鉴泓: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主要是北平的沈崇事件。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群情激愤,大家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情:抗战都胜利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要被外国人欺负?
  同济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都参加了游行。从四平路走到外滩、南京路,到淮海路才渐渐散掉。一路上,我们的口号就是“抗议美军暴行”。
  那时候,我并不是很了解共产主义,主要是民族情感,觉得我们不能再被欺负了。

  职业生涯

  记 者:听说您留校任教与淮河治理有关?
  董鉴泓:上世纪50年代初期,淮河泛滥。毛主席说“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于是我们响应号召参加了治理淮河工作。当时有个叫“治淮委员会”的机构,下设了好几个工程局。我们下游工程局驻扎在江苏淮安。
  治淮期间,苏联专家建议修建一个入海水道。所以,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去勘察入海水道,对于方案进行测量,最后由于工程量太大,修了个苏北灌溉总渠。我是1952年正式毕业的,之后就被留在同济了。

  记 者:您为何会选择城市规划学科作为研究起点?
  董鉴泓: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土木系先并到上海交大,上海交大土木系后来又并到同济。
  院系调整后,我是可以选专业的。当时建筑系有两个专业,一个是建筑学,一个是城市规划。之所以选择城市规划,和我的学习经历有关。在本科四年级的时候,同济大学进行了学生分组,有路工组、结构组、市政组。我是市政组的,市政组学的是城市规划、道路交通,所以我就自愿报名到城市规划专业工作。没想到,最后就在同济搞了一辈子城市规划。
  当时的学科建制主要是学习苏联,苏联没有城市规划专业,只在建筑系下设城市建设与经营,所以最初叫“城市建设”。到了1960年前后,教育部同意以“城市规划”命名,城规与城建这才分开。

  记 者:您年轻的时候,参与过哪些比较重要的城市规划?
  董鉴泓:解放以前,全国仅上海有城市规划。所以,当时的专业人才大多在上海。后来,我也到北京跟苏联专家学习过一段时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搞的是大同规划。当时八大城市,包括兰州、洛阳、西安等,都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
  苏联的规划和同济的规划很不一样。苏联主要搞古典那一套,讲究对称,讲究图案花纹,喜欢大型的城市广场,而同济的传统主要讲究实用。
  在对大同进行规划的时候,设计方案是保密的。当时苏联援建的项目,有4个位于大同。还记得我们看到规划图纸时,城里有一片区域用四个框框围住。后来计划改变了,才知道那是保密的设计方案。

  记 者:后来为什么又去做城市建设史了?
  董鉴泓:我对历史素来很感兴趣。从1960年开始,我带着学生阮仪三,一放假就走,一开学就回。第一批主要考察了几个比较大的城市,徐州、郑州、洛阳、西安等,在西安主要是调查唐长安城。
  阮仪三跟我说,他很愿意搞城市建设史。同时,他又有家学渊源,我很愿意带着他。1963年,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河北考察。结果那一年发洪水,大半个河北都被淹了,物资都需要空投。没办法,我们就转战山西。从宣化到大同,由北到南,后来到了平遥。
  一到平遥,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城市好像没动过一样。城市、城墙、城门全是原来的样子。发现平遥,我和阮仪三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当然,后来阮仪三为平遥还做了大量的工作。平遥现在有四条道路,其中有一条就是用阮仪三名字命名的。
  再后来,我们往西南地区走,去了贵州、四川的一些地方。连着去了三个暑假,后来就编成了《中国城市建设史》,开始是油印的,后来正式出版,再后来就被评为优秀教材了,这也是中国第一本城市规划专业的教材。

  记 者:有人说,中国有两个人,“梁思成搞中国建筑史,董鉴泓搞中国城市史”。对于这一说法,您是如何看的?
  董鉴泓:我在意的是教好学生,干好事情。上世纪50年代起,我就在学校首开“城市建设史”课,收集了大量第一手实地勘查和测绘资料,并整合已知的考古发现,系统梳理和建立了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历程和整体认知框架,在历史分期、城市分类、代表性城市建设规律分析等方面具有首创意义。
  离休后,我仍然关注相关研究前沿,修编完善教材,将最新研究思考和成果转化为教材,对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作出自己的贡献。

  报刊情怀

  记 者:《城市规划学刊》是1957年开始办的,当时为什么要办这个学刊?
  董鉴泓:我这个人一直对办刊物很有热情、有兴趣。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办过油印报,在学生自治会的时候,办过《同济报》,当时我是主编。
  我还是《解放日报》的通讯员。1949年5月底,《解放日报》在上海发行后,就刊登了我写的一篇通讯,内容是同济学生向解放军献血,后来就成了《解放日报》的通讯员。
  从1949年到1950年,一年间大概写了四五十篇的通讯稿件,都是反映同济的工作。记得《解放日报》第一次通讯员大会,是在上海总工会大楼里举行的,范长江出席。

  记 者:一说到办报办刊,您就停不下来了。
  董鉴泓:这都是很有意思的回忆。治理淮河的时候,我也在《解放日报》登过一篇稿件,挺长的。
  当时因为来了苏联专家,临时成立了城建系,把我调过去当书记。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又一直很喜欢办刊物,就组织办起了学刊。从第一期到现在,一直办了63年。论主编生涯的话,我可能是比较长的了。
  一开始,学校拨给我们一些经费,大概几万元,开始发行量也不大。当时叫《城市规划资料汇编》,是油印本,后来才逐渐演变成《城市规划学刊》。现在发行量大约有八九千份,在全国的土木建筑、规划领域的70多本刊物中,影响因子我们连续多年被评为第一名。这是让我很得意的。

  记 者:作为主编,您现在还审稿、改稿吗?
  董鉴泓:现在年纪大了,就不去学校了,单位的助手隔一段时间会把稿子送来,看完再拿回去,基本上一个月来好几次。
  我们现在的编辑部中,三名编辑都是博士、副教授。初稿都是他们先看,看了以后拿一部分稿件让我来定,一般都是他们吃不准的。我这个主编不是挂名的。

  记 者:您怎么看待您这个专业?它和现在城市发展的关联性大吗?
  董鉴泓:城市规划专业是综合性的专业,它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包括历史、文化、经济、地理、工程等。所以,这个专业学习的课程很多,包括很多文科类的知识,需要综合型人才。现在每个城市都需要规划,人才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其实,一座城市的发展方向、产业的选择和布局、生活与交通便利程度、居住区与商业区的划分等,都与城市规划专业息息相关。同济大学当年率先创办这个专业,是很有前瞻性的。

  (本文是记者2020年7月采访董鉴泓先生的记录)



荐稿人:lry 2021-12-01 执行编辑:lry 2021-12-01 责任编辑:lxl 202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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