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乌克兰问题专家、华东师范大学赵云中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接受乌克兰副总理瓦休尼克代表乌克兰总统尤先科颁发的乌克兰国家勋章。 见习记者张驰摄

记者：写《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这本书时，最难的部分在哪里？

　　赵云中：资料的收集和筛选。很长一段时间，乌克兰史形同禁学，一些向权力献媚的著作被奉为金科玉律，官方口径一字不差地从一本书搬到另一本书。虽然我到乌克兰时，一些禁锢已经取消，曾列为禁书的历史著作也能重新出版，但乌克兰史学长期政治化的阴影仍在，没有定论的争议性问题很多，这是撰写乌克兰史的最大困难之所在。

　　记者：您在史料收集的过程中，在面对同一事件不同的叙述时，是怎样取舍的？

　　赵云中：最基本的立场是立足事实，尊重客观存在，不要刻意歪曲、丑化，也不要遮遮掩掩。百分百的符合历史真实是很难的，我也只能在我的视野之内，尽可能给出一个全面的乌克兰。是不是很客观，得由读者去评价。        

　　记者：您的著作对乌兰克的描述，止于上世纪20年代，想过继续吗？        

赵云中：我的身体恐怕难以承担这样的工作，在客观上也有一定困难，主要是苏联时期有关乌克兰的许多档案尚未解密，这一时期的事实和事件如何不带偏见地分析和科学阐述，也有待于乌克兰人民及其知识精英对这段历史的冷静反思。如果我国有年轻的学者愿意继续这方面的研究，我的告诫是：一定要充分把握材料，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一开始，这是个关于荣誉的故事：一位中国学者，因为一本“令人信服的、客观的”乌克兰史，被授予了“乌克兰国家功勋勋章”。

逐渐，这变成了一个专业或科研方向选择的故事：俄语学权威在接近退休之年，突然转行，自费前往乌克兰研究其历史，十年磨一剑，写出我国第一本乌克兰史。最终，我们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每个人该如何看待曾经的成功？又有没有勇气在未知的世界重新开始探索？

“所谓个人价值，既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谁把它完全归于自己，谁就是个无知之人。”75岁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云中———普希金奖章获得者和乌克兰三级功勋勋章获得者，用自己的经历讲述了这个故事。

获 奖

    阳光铺满客厅，赵云中白发耀眼，如同他手中的乌克兰国家勋章。这枚勋章由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签名颁发，用于表彰为乌克兰作出重大个人贡献的外国公民。在亚洲，获此国家勋章的，只有赵云中一人。去年10月，乌克兰副总理瓦休尼克专程到访华东师范大学，向他颁发了这枚勋章。 

　　赵云中对乌克兰的贡献，主要在于59万字的《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以下简称《乌克兰》），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

　　一本用中文写的书，缘何获得异国的重视，乃至得到总统签名颁发的勋章？

　　“这本书是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乌克兰史’。”赵云中说。之前，国内有关乌克兰的图书，大多限于一般性介绍或民族问题研究，这和乌克兰本身的历史境遇有关。在1991年独立之前，乌克兰长期处于各种政治势力的从属地位，1992年中国正式承认独立的乌克兰国，我们才发现，对这个欧洲的第二大国了解非常少。

　　一个长久生活在历史阴影之下的民族，对外部世界认知自己的期望与重视，是可以想见的。虽然在中国的读者中，这本书终究是小众读物，但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乌克兰，该书的出版被誉为是“乌克兰与中国的文化交往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对赵云中来说，这一枚国家勋章，并不太出乎他的意料。“在1993年决定这一课题时，我就对未来的影响有充分的预计。”赵云中对乌克兰的兴趣，来自1989年在加拿大访学期间与一位乌克兰裔学者的结识。但直到乌克兰独立后，才有了付诸实施的决定。他看准了这个时机———当时，连乌克兰国内的史学界也尚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还有什么比在一个完全空白的领域创造一片天地更能吸引一个学者？

　　“我对做官赚钱都没兴趣，就是想搞点学术研究。”赵云中说。在研究乌克兰史前，他已经功成名就。他早年留学莫斯科大学，是国内首批俄语语言学博士，多年来专注于俄语教学与研究，长期担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的副会长等职。1992年，赵云中获得了国际俄语界的最高奖项———普希金奖章。

　　余生该干点什么？赵云中告诉记者，他在莫斯科大学拿到学位后，曾为自己设想了一个“三步规划”：首先，争取在俄语学领域有所成就，继而进入斯拉夫语学领域，最后，再掌握几门欧洲语言，进入普通语言学领域。为了这个人生规划，在回国前后的几年里，他数次拒绝了与其相悖的机遇，包括成为外交官。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规划没有完全实现，但从根本上说，对事业极强的使命感和执着，使他在本该“马放南山”的花甲之年，从俄语领域跨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行动

　　在决定去乌克兰之前，有一件事刺激了赵云中。

　　那正是他获得普希金奖章之后不久，一次，他两度要求一名女研究生修改论文，结果学生不耐烦了，说，怎么就你这个老师没完没了地要修改？别人不改，不照样通过了？赵云中无奈地说，这样的论文怎能拿出去答辩？她回答：老师，咱一个女孩子还要怎么样哟，差不多就行了……“我感到有人给了我重重一击，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要在所谓导师的位置上混下去，招来胸无大志的人，硬是作为未来俄语学精英来培养，值得吗？”

　　还有一个缘由，赵云中当时身患严重的心脏病，“据医学文献记载，这个病5年内的死亡率是40%，我不知道我的心脏会陪我走多远，还有多少时间能做我真正感兴趣的事。”

　　1993年春，赵云中和老伴高祖锦踏上了去乌克兰的旅程。赵云中的研究实际上是自发行为，没有课题组作为支撑，只有两家学术机构给了少数赞助。经费有限，两位老人选择了乘火车。颠簸了八天八夜，终于到达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当时，乌克兰刚刚独立，人民的生活十分艰难，社会治安也存在许多问题。接待方安排两位老人住在某文化机构的宿舍里。他俩推门一看，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两三张破铁床。许多人共用楼下一个狭小的厕所，而且马桶坍塌，粪便满地。初春的基辅，寒气逼人，两位老人在简陋的宿舍里蜷缩了一夜，第二天便决定搬家，终于租到了一间民房。

　　生活艰辛。当时，乌克兰商品短缺，到处都是排队买东西的“长龙”，买一桶油要排一上午的队。蔬菜奇缺，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季，经常能见到的只有土豆和卷心菜，香菜也成了稀奇货。屋子里比较值钱的电器是一台黑白电视机，赵云中用它来学乌克兰语。为了维持日常开销，赵云中还为一家中国公司“打工”，做顾问。

　　同时，疾病像一把利剑，时时悬在赵云中头顶。医生早就告诫他：“你这样的身体状况，别人感冒发烧是小病，换作是你就成大病了，很可能送命，怎么还能去那种地方？”在基辅的一年，赵云中大病两场，当地医疗条件差，老伴只能自己为赵云中打针，所幸，他都熬过来了。   

　　1994年，赵云中结束了在乌克兰一年的工作，回到上海，之后是漫长而又艰辛的著书历程。心力衰竭的他每天只能工作四个小时，多次住进医院，甚至有过两次病危。为了不耽误时间，住院期间他都在看书、写书。

在赵云中眼里，成功和疾病都算是财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它们带来不同的关照和自省。但事实上，多数人不懂如何善用它们，这同样考验天赋和毅力。

理 想

　　在当代中国，乌克兰史的研究算不上显学，如果不是乌克兰副总理千里迢迢送来一枚勋章，赵云中尚在普通公众视界之外。

　　赵云中的原意，是写一本兼顾专业与普及的读物，但《乌克兰》只印了3100册，这是个保本微利的印数，对当今习惯了正史戏说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显然有点晦涩。为此，当国内某家知名网站推出此书的部分连载时，想当然地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数百年恩怨为卖点，但在赵云中看来，这实在有违他的初衷。

　　“我的研究不媚上，也不想媚众。”赵云中说，在他眼里，历史并不是令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耸人听闻的世俗化与乌克兰史学曾经的政治化倾向，都是对客观治学的背离。“尊重历史事实，公正提供信息，对不同时代和国家、不同学派和政治倾向的著作进行批判性解读，是我在撰写过程中坚持的原则。”赵云中说。

　　为了收集乌克兰的文献资料，在基辅，赵云中经常带着一把小拖车去图书馆，借一大摞书籍资料，放在小拖车里拉回来复印。他希望尽量多地收集乌克兰裔学者撰写的文献、著作，收集各类版本，了解各种学派，进行鉴别筛选。

　　除了图书馆，赵云中和老伴一起跑旧书店，寻找苏联期间被列为“禁书”的乌克兰历史学家和国外作者的著作。当时乌克兰的许多书店都改换门庭卖日用品了，他们又一条条街道、一个个巷子、一个个地铁站去寻小地摊淘书，跑遍了基辅……

　　赵云中参考的各类文献、著作达130余种，即使这样，赵云中仍说：“我占有的仅仅是必不可少的文献，在这一基础上还不可能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创造性研究。”

　　这份严谨，得到了乌克兰史学界的好评。历史学者皮里格指出：“这部书对乌克兰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解读以科学的有凭有据的品质而见长。”赵云中作为东方大国研究乌克兰史的首开先河者，其研究自然令乌克兰学界瞩目。但更重要的，恐怕是赵云中撰写著作时，材料收集和观点议论，都能立足于乌克兰的当代语境，在纷繁复杂的资料之中，清除了种种歪曲和篡改，尽可能提供客观的历史信息。

“历史学家的帽子，我绝不敢戴，只能说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赵云中说。在我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动乱岁月，赵云中曾经发现自己想当语言学家的梦想很另类，无形的政治压力令他只能零敲碎打地进行研究。他很感谢改革开放后的这一个宽松时代，能让他把爱好化为专业，能让他坚持自己对历史的独特理解。至于所谓的市场反馈，他看得很淡。

荐稿人：129 200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