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这部影片选择了一个历史的大题目，它从科学发展观的新视角来重新开掘“两弹”升空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它所昭示的正是我们年轻共和国那一页既悲且壮的历史诗章，彰显了我们在现代化征程上的一种尊严和气派。影片既对这一段尘封已久的中国核试验的历史具有 “解密性”；同时，邓稼先作为中国的“两弹元勋”，其生命和性格的魅力更具有无可替代的传奇性。

　　作为一部传记片，该片呈现出“以人为本”的艺术主旨，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取得了可喜的突破。影片不懈地追求历史的质感，将邓稼先的命运交融于历史，张扬出一种历史的悲壮情怀。为研制原子弹、氢弹，邓稼先视名缰利锁如粪土，更将核辐射给生命可能带来的严峻挑战置之度外，如此隐姓埋名、无私无畏地奋斗了２８年，以中国人自力更生的志气以及在科学探索上主体创新的智慧，一步步攀登上了世界科学之高峰。在大西北代号“九院”的秘密科研室里，邓稼先为制定核试验的理论方案独具慧眼屡闯科学盲区而披肝沥胆；又在飞沙走石的戈壁滩核试验场上独自冒险踏进死亡之地而义无反顾，直到他生命悲壮地“亮”出了最后的一线光辉。影片质朴地书写了这一段具有历史铭文意义的传奇诗章，特别在主人公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更以其丰盈的历史血肉和盎然的时代悲情为新中国历史人物的画廊增添了“这一个”的艺术典型。

　　十年前，《邓稼先》的剧本初稿设有一个副标题，即：“关于两位物理学家生活状态的一种剪辑方式”，顿时就闪现出一种诱人的文化气息。邓稼先与杨振宁两家本是世交，又是自幼的同窗，并共同在美国留学深造。影片对于这两位物理学家的“生活状态”的描写，高屋建瓴、主从有序，既有浓墨渲染（邓），也有虚笔淡写（杨）。人们看到，两位物理学家在当代东、西方不同的国际空间里从事科学研究，他们从科学这座大山的两个侧面向上攀登，几乎同时都达到了科学的顶峰。

　　影片《邓稼先》里的矛盾冲突，显然具有自己独见历史和人性深度的叙事特色，首先，邓稼先敢于闯入核科学这一高端领域，并不断地实现自己对自己的挑战、自己对自己的突破；其次，潜在的戏剧性冲突还深刻地体现为科学发展观与种种非科学、反科学的僵化思维之间的博弈。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情，并不是整个地都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非科学的发展观。邓稼先他们做核试验的时候，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十分复杂的，“文革”时期核试验基地同样也受到了若干影响，例如对科学家彭桓武的批斗等等，影片并没有回避历史。再如主人公邓稼先的历史处境，还穿插了杨振宁的来华访问以及与邓的会见，还有周恩来总理对邓的保护性安排等等，邓稼先所承受的历史压力无疑是十分沉重的，其间又还涉及到当年中国复杂的历史现实，包括他的妻子26年后才第一次进到“九院”来探亲，还有他应命回北京前却特意绕道去内蒙古建设兵团探望多年不见的女儿的场景，这些涉及人性亲情的场面和细节，亲切生动呈现出邓稼先生命与个性的另一种侧面，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性和人性深度的感染力。

　　影片在人物刻画上的又一特色是自设难题而又自破难题，尝试着把历史的纪实性与诗意的象征性相衔接，不倦地探索人性至善至真的美学境界。邓稼先并不是一个草根式的角色，也不是以某个事迹为表征的英模人物，他无疑是我国核科学领域里开风气之先的带头人，怎么塑造从事核科学的精英人物，怎么揭示他在核科学上的创意以及同他的血肉相融为一体的科学气质，同时还要赋予人性的美或者人性的力度，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他所代表的民族的尊严，这真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新鲜创作课题。该片以其细致而抒情的笔触，诗化了一个科学家的强国之梦，诗化了他的人格力量、人格尊严和人格魅力，这在我们过去的一些传记片里显然是并不多见的。

　　让我感到意外和兴奋的是影片的结局，邓稼先独自坐在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的石级上沉思。这里出现了一种诗性的、超现实的空间：一只白鸽子飞到邓稼先的肩头。“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妻子许鹿希竟悄声地在跟他说话，这是生者与死者心灵间的对话，很抒情很浪漫，呈现了主人公人格力量的升华，令人深铭而难以忘怀。 

 荐稿人 wdk       执行编辑 zjy  2009-05-20           责任编辑:  tmy  2009.5.21

Ct:169  2009-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