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本报资料照片)

  2023年对于中国航天事业而言，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刚好走过30年，从“神舟”五号载人飞行圆满成功，到中国空间站建成，再到最近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中国的航天技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突破。

  当我们感慨和自豪于中国航天事业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之时，都不禁会想到为此奋斗终生的科学家。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23位科学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这些科学家仅有王希季、孙家栋和周光召三位健在。几年前，作者有幸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交谈，现据采访记忆整理成文，与大家一起感受他们所创造的时代光辉。

孙家栋：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孙家栋的人生辉煌始于1967年。那年，他被钱学森点将，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师。

  卫星在太空奏响《东方红》，听似简单，实现起来难度很大。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研制进展情况时，孙家栋大胆提出：“卫星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有毛主席的金属像章，这样会导致卫星局部发热，因重量增加，火箭的运载余量将会变小，使卫星的运行姿态受到影响。”周恩来听完汇报后，严肃地说:“搞科学首先应当尊重科学，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卫星送上天……”周总理的话使悬在孙家栋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于是部分像章被拆除。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把“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东方红》乐曲响彻全球。

  1985年10月，中国庄严宣告：中国运载火箭将承揽外国卫星的发射任务，随之组成由孙家栋任团长的中美航天合作代表团。海外华人对孙家栋说：“祖国的火箭飞多高，我们的头就能抬多高。”

  然而，与美国人谈判绝非轻松，一次次较量、一次次力争，最终，美国制造的卫星跨洋过海运到中国，在西昌对接在了中国的火箭上。

  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完成48次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任务，为29个国家和地区发射了56颗商业卫星。

  2004年2月，国防科工委宣布，绕月探测工程启动。孙家栋说，探月工程，是飞离地球轨道围绕月球开展研究的。中国的探月工程一定要走出中国的创新特色，要接近或达到目前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使成果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逐步得到应用。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月亮有着深深向往的情结。2007年，“嫦娥一号”承载着中国人上九天揽月的梦想，完成了一期“绕月”使命并向地球传回清晰的图像；2013年，“嫦娥三号”实现航天器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探测；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实现了无人自动采样，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并成功着陆。“嫦娥五号”任务是中国探月工程的第六次任务，也是中国航天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实现了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

  中国航天事业的三个里程碑工作孙家栋全部参与了，他为中国突破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年逾古稀时，孙家栋仍未停止航天之路的探索，很多人不解地问他：“您早已功成名就了，为什么还要接受一项又一项充满风险的挑战？”孙家栋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做。”古稀之年，他仍坚持奋斗，忘我奉献，2018年，他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148081号——“孙家栋星”闪烁于浩瀚太空。

                                  周光召（新华社发）

周光召：我只不过是万分之一

  在太空中，有一颗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周光召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他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中国的国防事业。

  作为经历过“两弹一星”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家，周光召回忆说：“我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30岁后，我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做纯基础科学研究转到从事国防科学试验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大物理系当讲师，曾三次被推荐去苏联留学，但因有海外关系没被批准。我并没有因此闹情绪，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我认为，一个人才干的发挥确实需要某种机遇，但关键还在于个人努力。说到底，机遇是一种良好的条件，它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刻苦努力，才会迎来新的机遇。”

  周光召从青年时代便善于独立思考，从不盲目迷信权威和已有的研究结论。1957年春，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那时，各国科学家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位外国教授报告了自己关于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成果，而周光召却阐述了相反的意见，不料那位教授发火了，恼怒地说道：“你的意见没有道理！”

  面对国外权威的疑惑与不屑，周光召当时并没有辩驳。他认真而踏实地又研究了三个月，一步一步地验证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写成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相对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当时就有外国科学家说：“假如周光召将来得诺贝尔奖，我不会感到惊讶。”

  在莫斯科学习的4年时间里，周光召两次获得了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论文30多篇。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赝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访问莫斯科杜布纳研究所时，向一位苏联科学院院士问起周光召，那位院士佩服地赞叹说：“噢，周光召，他的研究震动了杜布纳！”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周光召把在苏联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成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20多人联名请缨：回国奋斗。周光召坚定地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作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他时刻准备放弃手头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不管回国做什么。

  1964年10月15日，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起爆。此时，在北京留守的周光召突然接到前方的指示，要求他把一些重要的过程重新计算一遍。当时大多数技术数据已经被送到了试验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仅凭着记忆对早期的工作又进行了重新演算，并在回复有关领导的备忘录上签字“建议按原计划试爆”。

  随即，东方地平线上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也试验成功。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光召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每当别人提及他对研制两弹所作的贡献时，周光召就显得极为淡然和低调。他说：“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远不是几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是10万人以上的共同工作。在我看来，每一项工作都很难分得出它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如果非要评价我在其中的贡献，我只不过是万分之一。”

王希季（新华社发）

王希季：力主载人航天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王希季是目前在世的“两弹一星”元勋中最年长的一位。

  1950年初春，29岁的王希季拒绝了美国好几家企业待遇优厚的工作邀请，踏上了返回祖国的邮轮。王希季与同船的其他中国留学生聚集到甲板上憧憬着未来。当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仰望太平洋上空的满天星斗时，他心中怀揣着的是“建立大电厂，解决中国工业发展的根本问题”的理想。

  在王希季的生命坐标上，1965年要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所在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并入七机部并搬迁至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王希季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在这里，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工作。

  这是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次大胆尝试。

  历史不会忘记那一刻，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带着清脆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带着中国人的壮志与豪情飞向太空。此时，“放卫星的人”王希季与同志们拥抱在一起，热泪浸湿了面颊。

  王希季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在取得火箭技术一系列的突破之后，他又担任了我国返回式卫星的首任总设计师。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终于穿云破雾飞上了太空，又于3天后按预定地点顺利返回地面。这颗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发射了3个型号16颗返回式卫星。根据王希季提出的返回式卫星的基本方案，我国的返回式卫星成为研制周期最短、成本最低、发射数量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卫星系列，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18种探空火箭中，有12种是由王希季担任型号负责人研制出来的。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做大动物的试验，省了很多时间，正是因为王希季的团队在20世纪60年代的生物火箭上已经用动物狗做过试验了。

  王希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让许多人至今都记忆犹新：“在技术问题上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候少数人坚持的往往是正确的。”

  为此，他总是不怕惹麻烦，不怕得罪人，更不在乎自己属于少数派，只要认准了是对的就决不放弃。他坦言：“要想有新的突破，总得有人甘冒风险，肯担责任。”例如，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数字化就是在王希季的支持下，为卫星研制工作开辟的一条新路。过去，这个项目虽然已经完全具备装星应用的条件，但当研制者提出卫星上用计算机时，却没有人敢去实施，连领导层也不太支持，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国人对“数字化”这个概念还很陌生。

  面对这种局面，王希季经过认真分析，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认为这个技术方案值得一试，而且也有成功的把握。于是他顶住种种压力，率先果敢地进行试用，而且实践证实效果非常理想。从此，数字化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得到普遍应用。

  王希季是最早建议“我国应以空间站系统为目标，从载人飞船起步来突破载人航天技术”的专家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研究载人航天技术的领军人物。20世纪80年代，我国“863”计划开始启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再次迎来了发展契机。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王希季，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对国情的深刻分析，建议我国应以空间站系统为目标，从载人飞船起步来突破载人航天技术。就载人航天关键技术之一的回收技术而言，我国已有17颗回收式卫星的基础。中国“神舟号”载人航天工程方案就此基础初步形成。

  始终坚持尊重客观规律的王希季，最终引领着中国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这才有了杨利伟、翟志刚等一批批航天员顺利飞天、遨游太空。

  王希季说：在太空这个世界各国争夺的新领域，中国不仅要有一席之地，更要扩大到一片之地。为了祖国的需要，他多次转行，在探空火箭、返回式卫星、载人航天等领域完成了多项首创工作，为祖国航天事业打好了地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已经百岁高龄的王希季，仍在为我国航天事业作贡献，关心着“中国制造2025”，研究着“互联网+航空”的新项目。

  采访中，他虽然语速不快，但思路还是那样清晰，话语滔滔不绝。他要趁自己还有一点精力的时候，抓紧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为后来者将前进的道路铺得尽可能平坦一些。

  在中国航天界，王希季淡泊名利的崇高品格也是有口皆碑的。在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他的心情依旧是那样的平稳：“哎呀，这样对待我，我还没有想过。”

  他貌似平凡，在茫茫人海中，谁也不会知道他就是名震寰宇的中国“航天巨星”，谁也不会知道他曾隐姓埋名、卧薪尝胆数十载。“王希季”这个名字，若不是与“两弹一星”连在一起，恐怕许多人依然会对其感到陌生。

荐稿人：lry  2023-04-27 执行编辑：lyh 2023-04-27 责任编辑：zjy 2023-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