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在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纪念会上周毓麟（右）与邓稼先（左）交流。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供图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②】  

  “老于、胡思得：”

  一根细细的铅笔，微微颤动，在稿纸的头两行缓慢地写下这个“抬头”。

  然而，仅仅是几行字，这铅笔的主人便因乏力和疼痛，额角沁出大滴大滴的汗珠。这一天，他刚刚打完化疗。

  时隔近40年光阴，许鹿希仍清晰记得那个场景：1986年3月14日，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她的丈夫——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元勋”邓稼先因患直肠癌动了手术，已无法直接坐在椅子上，却仍勉强“悬”坐在一个轮胎的内胎上，坚持书写一封信。

  信的原件，现存于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档案室。

  谁是“老于”？又是什么事，让重病在身的邓稼先一定要写这封信？

  信笺下方，一串神秘的黑点给了记者解惑的索引——

  “黑点处代表着被略去的国防机密，指向了一份建议书。”许鹿希回忆。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此时，邓稼先在“抢时间”完成人生最后一件大事——他要和多年的同事、好友、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联名上书中央，建议加快我国核试验进程。

  为什么要加快？

  因为，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保卫自己、维护和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核大国为了维持其优势地位，可能会做出同意全面禁核试的决定。邓、于两位战略科学家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形势已越发严峻：美国的核试验做了1000多次，苏联接近1000次，核武器研制水平已接近极限，停下来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中国当时完成的核试验次数却仅仅只有30余次。

  新一代国防战略装备研制正处于最敏感和最关键的爬坡阶段，许多重要的成果和进展虽然胜利在望，但尚未最后拿到手。一旦被迫禁核试，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和国防高新技术发展将遭受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这，就是邓、于二人担心的“多年努力，将功一亏”！

  作为邓稼先多年的同事和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全程参与了这份建议书的起草，并负责在医院与研究所两边联络。

  那时，同事们都亲切地将邓稼先唤作“老邓”。胡思得回忆，老邓忍着病痛手书，笔迹常显得缭乱，他便负责把其意见整理好，交给于敏、胡仁宇等专家修改，再将修改稿送到医院交老邓一字一句审阅修改。

  这封写于3月14日的信，正是那些往返意见中的一封。只是，那天，邓稼先对建议书签名上报方式做出安排后，最后又加了一句：

  “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这是邓稼先在工作中罕有的一次谈及病痛，但也只此一句。

  许鹿希至今记得，病床上的邓稼先手握密封的信件，对她说：“这份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都重要！”

  1986年4月2日，这份重要的建议书定稿，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中央呈报，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18天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他留下最后嘱托：“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

  这是一份凝聚着国防科技工作者报国情怀、又十分科学客观的建议书，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此后，中国核武器事业走过了一条“十年加快”之路，核武器研制水平实现了极大提升。

  1996年7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于敏、胡仁宇、胡思得怀念邓稼先的文章，“十年来的形势变化，完全证实了建议书的正确性。每当我们在既定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

  那一年的7月29日，中国西部，成功进行了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

  确定核试验的“零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这个特别的时间点，完全出于巧合。这天正是邓稼先离开十周年的日子。清晨，试验队伍出发前，胡思得照例要给大家做动员，这一次，他格外动情：

  “老邓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我们一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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