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岩回国创业，是为了对国内的病人、医生、产业界，对自己的人生和理想“有个交代”——

    刘明岩说他收藏了数百瓶法国红酒，每天必喝两杯上好咖啡，但更多的时候是饮茶。这种“舌尖上的中西混搭”，应该源于他的经历。他是“文革”后首批大学生、首批公派留学生，而后在国外连续工作了20多年。
　　现在刘明岩回国了，带着梦想和不甘。
　　这位骨科医疗器械领域的世界级专家此前的职业生涯堪称辉煌：他曾是全球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的一位首席科学家，年销售额数十亿美元的产品的研发领军者，还是150多项专利的发明人。不过成就越大，失落感越沉重——受制于所在公司的策略，刘明岩领军研发的医疗器械，更适用于欧美而非中国的病人。
　　这种纠结如芒刺在背。恰巧，刘明岩研究的课题之一是“在脊梁上打钉子”。当然那是极精巧、极昂贵的钉子——脊柱植入物。
　　脊柱医疗器械，一直以来中国基本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
　　无论对中国的病人、医生、产业界，还是对自己，刘明岩都越来越想有个交代。想明白了这一点，他下决心离职回国。

　　脊柱
　　刘明岩与几位伙伴一同创办的拓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张江园区，他是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
　　研发部的实验室里，一台金属抗疲劳测试机正以每秒2次的频率，反复扳曲一根金属杆。金属杆是某种研发中的脊柱植入物的部件，它将在机器上被连扳半个月，弯折大约250万次。每次弯折，仪器都会记录下杆子的应力曲线。
　　畸形、外伤、退化等，都会造成脊柱病变（比如侧弯、骨折），这时可以考虑手术治疗，植入器械——包括螺钉，但远不只是螺钉。打个比方，如果脊柱成了一根倾斜的立柱，那么矫正它，就要在周围竖起一排钢架。
　　脊柱堪称人体最精巧、最复杂的骨骼。它由26块骨头组成，骨与骨之间衬着椎间盘，牵连着无数韧带、血管，形成一个刚柔并济的系统。许多轻微的动作，都涉及整条脊柱；研究脊柱植入物，哪怕只是一小块部件，都必须同时思考20多块骨头。
　　刘明岩说，人哪怕站定不动，脊椎也在做一系列轻微的屈伸，折算下来，脊椎每天会弯折几千次。所以，植入的受力部件需要经受反复的抗疲劳测试。
　　此外，造物主鬼斧神工，给每块脊椎骨赋予了一个复杂的三维结构，各种突起、孔隙，让它们看起来像太湖石；而自上而下，20多块骨头的孔又自然而然串成一根空心的椎管，保护着脊髓神经。要在脊柱上打螺钉，下钉位置极其受限，空间运用须非常精巧——既要吃住力，又万不可触及脊髓；既要帮人挺起脊梁，又不能影响运动机能。
　　刘明岩说，脊椎植入物的研发，需要生物力学、生物材料和机械等综合的学科背景，做冷静而理性的计算；而在哪儿打钉子、植入部件该有怎样的外形和功能，也考验人的想象力。
　　在拓腾公司的实验室中，设计师有两种最常用的工具。一是电脑，拨弄一个类似游戏手柄的操作盘，三维虚拟“脊柱”会在屏幕上跟着旋转、放大，工程师借助它仔细推敲植入物和人体的关系。
　　另一种工具，是一副真人骨架。
　　刘明岩说，人类对脊柱的了解至今有限，参数不足，使得电脑模拟不足以逼近真实。治疗脊椎病，长期以来的主流办法是牵引、推拿等保守治疗，手术治疗和植入器械不过几十年。盲点虽多，空间也大。
　　
    纠结
　　本科、硕士、博士，刘明岩一直专注于工程力学领域。他说自己很幸运，1982年出国时，脊柱植入物研究刚从法国全面兴起，而他正好去了法国留学。
　　1990年，他进入脊柱植入物的领军企业法国枢法模（Sofamor）公司。1998年，枢法模最终被美敦力（Medtronic）公司并购，刘明岩也成为这家全球最大医疗器械企业的一员，此后不断晋升。2006年，刘明岩成为美敦力骨科业务首席科学家。美敦力的骨科业务年销售额逾40亿美元。
　　对于国外生产的骨科器械，中国病人信任有加，只要买得起，哪怕一颗螺钉卖8000元，他们都想选用进口的。但刘明岩告诉记者，脊柱植入物更应该符合人的解剖特征——简单地说，亚洲人总体身材偏小，而欧美公司出品的植入物往往偏大。此外，由于生理和生活习惯等原因，颈椎椎管狭窄、颈椎病和脊柱重度畸形等在亚洲人群中高发，但欧美公司对此不够重视。
　　刘明岩说，任何一种脊柱植入物的研发，都需要骨科医生与工程师通力合作，这就像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医生创新疗法，工程师则为新疗法提供技术支撑。
　　身为研发负责人，刘明岩当初曾向他任职的公司提交报告，建言在中国发展本地化研发，为此还专程回国考察了半年。但意见未被采纳，甚至连否决的理由都没给。此后，在他的努力之下，公司虽做过一些尝试，但针对中国病人的实质性研发始终没有启动。
　　刘明岩感到了无法排遣的纠结。一方面，公司待他不薄，将他选入内部顶级的科学家委员会“贝肯学会”（Bakken Society）。美敦力成立半个世纪，这个委员会一共只接纳了20多人，他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但另一方面，再这么干下去，他对中国的病人和医生无法交代。
　　刘明岩说，在发达国家，脊柱病人往往一有早期症状就会得到干预和治疗。反观中国，低收入的病人多，他们只要能拖，一般不去医院；只要进了医院，就已是重症。对这类病人，必须结合他们的生理、病种、经济状况开发产品，“否则就是不尊重他们”。
　　在此同时，由于重症病人多，中国锻炼出了一批拥有全球顶尖水平的脊柱外科医生。但刘明岩觉得，缺乏本地化研发和技术支撑，中国顶级医生的智慧可以说是被故意忽视和浪费了。
　　迄今为止，国产骨科植入物几乎全靠仿制，品质良莠不齐，而高端市场被欧美企业垄断着。如果说，过去国内企业靠仿制也能把日子过得滋润，但随着低端市场大打价格战，仿制的利润越来越低，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中国骨科产业界亟需转型，但话说回来，真搞自主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短期效益不明显。更难的是，大部分企业对植入物的基础原理不甚了了，一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没有人才积累。
　　
   追梦
　　中国的病人、医生和产业界，都需要一位世界级的专家来带动这个高速成长中的学科和产业的发展。多年来，刘明岩与全球近百位顶尖的骨科医生结下了密切的私人友谊，其中包括一些中国医生。他们都劝他，回来吧。
　　刘明岩说，他心中，一个信念越来越强烈：回国，办一个以研发为核心的骨科医疗器械企业，给中国的病人和医生更多机会。他说：“我越来越感觉，如果这个理想无法实现，我的人生就没法有个句号。”
　　2011年末，拓腾公司在上海成立。知情人告诉记者，刘明岩为回国，放弃了丰厚的薪水和退休金。他的义无反顾得到了积极回应——他入选了国家“千人计划”，公司顺利完成巨额融资，国内脊柱外科最强的几家医院都与它启动了产品研发及临床研究合作。
　　眼下的拓腾，是一家兼做研发和产品制造的创新企业。
　　研发部拥有一些世界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包括高精度3D打印机；楼下是车间，但生产线上见不到几个人，而他们更像软件工程师，在办公桌前写控制程序，操纵一系列从欧洲进口的高科技加工设备，将实验室的设计制作成精度达微米级的钛金属件。
　　刘明岩说，买设备花了公司3000多万元，但为了将设计尽快转化为实物，接受验证、确认，昂贵的硬件投资是必须的。
　　实际上，有些尖端设备，有钱也买不到。
　　记者见到了一台拓腾公司主导、联合中科院力学所开发的脊柱生物力学测试仪。它类似制作电影特效的“动作捕捉系统”，脊椎骨被放置在高精度的荷载传导系统上，在外力作用下屈伸，所有动作细节被红外相机记录下来，合成电脑三维数据，以便深入分析植入器械的功效。
　　刘明岩骄傲地说：“这样的仪器，只有做最上游研发的企业才用得着。”
　　年轻的拓腾公司已申请了20多项专利，开发了6个系列的产品，基本覆盖了脊柱常见病。刘明岩说，这些产品的性能与进口货一致，但至少便宜1/3。
　　着眼于替代进口产品，让初创的拓腾站稳了脚跟，而眼下，真正“人无我有”的原创研发也已启动，近期重点是三个方向：能与孩子一起“长大”的脊柱侧弯矫正装置，不影响弯腰的腰椎固定装置，以及新一代人工椎间盘。刘明岩告诉记者，这都是目前国际骨科器械领域最尖端的课题。

荐稿人:wdl 2012-10-08    执行编辑: zjy  2012.10.8  责任编辑:tmy  201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