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谟说：“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预警机上，把设计变为现实。”

　　2013年1月1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中央，胡锦涛主席把大红的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证书交到王小谟手中。台下掌声雷动。人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对共和国“预警机之父”的崇高敬意。
　　
京剧引导走上科研之路

　　王小谟，1938年11月出生于上海金山，1961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雷达、预警机、中国电科……自从50年前走上国防科研这条路，这些神秘的词汇就和王小谟紧密相连。

　　王小谟的父亲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参谋。当年，冯玉祥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父亲携家眷从上海赶去北京投奔，不料冯玉祥中途蒙难于轮船火海。王小谟一家没了依靠，便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大杂院租房住下。那时王小谟12岁。

　　京剧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每有闲暇，大杂院里喜欢京剧的大老爷们总是三五成群，凳子一摆，胡琴一拉，戏声悠扬。王小谟厮混其中，时间长了，也能哼上几段。他还缠着伴奏的胡琴师傅教他习琴，一学就会。高中时，王小谟成了学校京剧团的骨干。没钱进戏院，王小谟就从收音机里听，电波里流出来的“咿～呀～呀”的节韵也能让他废寝忘食。他想有台自己的收音机，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好在宣武门附近有小市场，出售日本人留下来的旧货。王小谟积攒了几个月的早点钱，买了一个矿石、一根铜丝、一个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回家一番鼓捣，组装起来的东西竟能发声。当梅兰芳的京剧从耳机里流出，他兴奋得一宿没睡，对无线电波的好感顿生。

　　1956年，即将高中毕业的王小谟面临考大学。“当年考清华没有十足的把握，北方昆曲院相中了我，但家里反对。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挑上了我，我对无线电也有兴趣，就听从父母的安排，读了无线电系。”

　　对于这次命运的抉择，王小谟说，“那时候年纪很小，没有说非做哪一行不可。当年一起听戏、唱戏，进了艺术院校的小伙伴们，很多人都成了有名的艺术家，比如那时的‘当家花旦’柳石明，后来成为中央歌舞剧院院长。人生关键在于坚持，坚持努力，不管干什么都会有出息。”

　　大学里王小谟的成绩在班上算中等。“我属于没好好上晚自习的。”王小谟说，“学校的京剧团、模特队，我都是活跃分子。大二时，因为相位没有讲清楚，我物理口试才得了2分，用现在的话讲，‘挂科了’。但《无线电原理》等一些专业课成绩还是拔尖的。毕业设计时，我首次应用最佳相速方法设计雷达八木天线，获得优秀毕业设计的成绩。”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大学毕业后，王小谟被分配到南京第14研究所。14所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一个雷达修配厂，解放后，一批老的技术人员留在了这里，新中国的雷达事业在这里起步。王小谟来到这里之前，14所就已经做出了我国第一部自行设计的警戒雷达406。到14所之后，王小谟听到了很多老一辈专家艰苦创业的故事，如“向北望，学雷达”：一开始科研人员不知道怎么做雷达，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的，他们就坐绿皮火车，跑到中苏边界去，用望远镜看对面苏联“老大哥”的雷达什么样，回来仿制。

　　早期的雷达只能给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两维坐标，不能给出高度。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达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14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1961年，研究室主任薛国伟找到刚到14所报到的王小谟：“你负责做三坐标雷达吧。”

　　“跟谁一起做？”王小谟问。

　　“就你一个人先做吧。”薛国伟说。然后，他就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在了王小谟桌上。那沓资料，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也是当时所里仅有的资料。读完了那些资料后，王小谟又从各种渠道搜集国外资料。然而，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一直学俄语的王小谟来说，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英语。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念单词，找雷达方面的经典文章，边看边查字典，花了一年时间，既把文章读通，又把英语学起来了。

　　正当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雷达技术时，1965年，他被派到苏北溧阳的农村“搞四清”。直到半年后，才从溧阳回到14所，这时，所里正在“闹革命”。一些留过学的科学家被扣上各种帽子打倒了。王小谟还算幸运，被“打入”机房管计算机。这对王小谟来说，可谓是因祸得福，方便了他熟悉计算机，有时，他甚至用计算机下下棋、唱唱歌。后来他说：“我感谢这段时间，因为在这里，我切实掌握了计算机，为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三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人是第一战斗力

　　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响彻天南地北。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向三线战略转移。

　　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38所在贵州黔南自治州的都匀大坪，四面环山，其中有一块平地。我们盖了一些‘干打垒’，相当于毛坯平房，没有厕所。吃菜很奢侈了，下面弄点柴火，上面从房梁上吊个锅，烧点儿开水，很少的菜，加很多的红辣子和盐。”王小谟回忆，“我们还开办了子弟学校，一开始由所里的技术人员轮流兼任教师。开办了医院，因为贵州山区冻雨多，那种毛毛雨，从空中下来就冻了，每年都要摔伤一些人。”

　　大坪离都匀市区十五六公里，大部分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走路得翻过几个山头，走得快也要五六个小时。“我没办法为大儿子创造好一点儿的学习环境，他后来大学都没能上。”王小谟哽咽。

　　虽然山沟里条件苦，但政治运动也少。青山绿水中，适合静心搞研究。王小谟说，“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比较平静，是出成果的时期。”这时期的王小谟，挑起了三坐标雷达总设计师的担子，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三坐标雷达长达13年的研究。

　　以前的雷达车上没空调，四五十度的高温，经常待在里面做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中的辛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顽固理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王小谟斩钉截铁：“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你那设备有什么用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后来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减噪等。

　　1986年，王小谟担任38所所长。此时的38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了很多问题，253名技术人才“南飞”。地处边远山区，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怎么办，对此，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干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经过改革，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38所逐步走向国内一流水平。

　　王小谟强调说：“我多次到美国出差，无论是旧金山、洛杉矶还是纽约、华盛顿，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大多是中国人。中国人不笨啊！关键要有赶超国际先进技术的雄心壮志，并很好地组织起来，创造好一些的工作环境。”
　　
中国自己的预警机

　　20世纪90年代，通过多年艰辛的谈判，我国与外方签订合同，共同开发一架发展型预警机，王小谟担任中方总设计师。这是一项技术高度密集的系统工程，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研制能力。然而，2000年，迫于美国压力，合作方单方面终止预警机合作研制合同。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王小谟向上级建议“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中央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一定要做中国人自己的“争气机”。

　　西北大戈壁上的试飞现场，夏日骄阳似火，把漫天黄沙烤得热气腾腾。预警机封闭的机舱内，温度达到了40多摄氏度，在里面工作就像是在蒸“桑拿”；冬天滴水成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即使裹皮大衣也瑟瑟发抖，每次下机后耳朵都不停地轰鸣，两三个小时听不清声音，而且预警机试飞会有生命危险。年近七旬的王小谟，经常带着技术人员苦干，一上机就是4个多小时，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一工作就是整整两个多月。

　　仅一年时间，王小谟带领的团队就把地面样机做好了，又过了一年，样机飞上了天。随后，他们又打破了从科研样机到研制成功至少需要10年的预言，仅花费了5年时间。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空警2000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庞大机群，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2010年，这一预警机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美国政府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如此评论。最终，国产两型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9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记载信息化武器装备。

　　“我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国家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荣誉，我该知足了。”

　　知足，让这位老人笑对晚年。即便躺在早期淋巴癌的病床上输液，他依然关心我国的预警机事业，把设计师们请来面对面探讨交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赶赴热火朝天的试验现场。生活中，京剧和胡琴依然是良伴，《苏三起解》、《杨门女将》……他把京腔京韵唱得悠扬婉转，把胡琴拉得如泣如诉。戏里琴外，寄托着对那些为我国雷达和预警机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同事的怀念，他让自己一辈子都是一个真实的人。
　　摘自《人物周刊》2013年第2期 作者：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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