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垠

涂元季

    “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1935年，钱学森怀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留学。

    今天下午，钱学森同志秘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研究员涂元季做了《钱学森的科学报国精神》报告，为与会者重现了钱学森志存高远、奋发学习，矢志科学、心怀祖国，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只做奉献，不求回报的科学报国梦。

    作为老一辈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的勤奋人尽皆知。在涂元季眼中，钱学森勤奋学习的动力源自于强烈的爱国情怀，他知道祖国贫弱，处处受人欺凌，他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艰辛的劳动，为中国人争气。在美国学习工作整整二十年，钱学森从未休息过星期天和节假日。涂元季说，这一说法在一位同学的回忆中得到了验证：

    有一年过圣诞节，一位犹太学生去教室复习功课，他以为今天教室里肯定没有别人，所以把收音机打开，一边看书一边听广播。由于音量过大，他听见隔壁教室里传来很重的敲墙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中国人钱学森，这使他非常惊讶，因为他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勤奋的是犹太人，没想到这个中国人居然比他更勤奋。钱学森的这种品格，甚至让有些教授怀疑他是不是有犹太血统。

    “钱学森对工作要求很严，尤其是论文质量，只要有不满意的地方，他就要推倒重来。”涂元季说，钱学森在美国做圆柱翘起的稳定适应研究，手稿就有八百多页，而正式发表在《航空学报》上的学问只有十页纸。经过多次反复，多次失败，这一工作最后终于完成了。当时，钱学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在装着论文手稿的档案袋上写了一个英文字“Final”。很快他就认识到，做科学工作不能有这个态度，马上在final后面又用铅笔写了一个“nothing final”（“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后的”），而且打了三个“！”来警示自己。

    “我们在钱学森手稿中发现，他在美国还运用空气动力学知识，对风力发电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和计算。我们发现，他运算的实例计算中所取的地理参数，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可见这位海外学子一直胸怀祖国。”

    1955年，钱学森回到祖国，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委以重任，参与组建新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钱学森认为，这正是他报效祖国，实现一生梦想的大好时机。刚开始造火箭发动机，就在一个大工棚里面，用最落后的工艺，铸造发动机的部件，再用车床、刨床或铣床加工。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机床非常落后，加工出来后根本达不到火箭发动机的精度要求。“钱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有办法。”最后，从全国调来一批最高级别的精工师傅，就是靠这些工人师傅的手艺，用手工一点一点加工，最后愣是达到了精度要求。

    涂元季印象中，钱学森是一个讲究生活的人。在美国总是西服革履，衬衫洁白平整。一回到祖国，他就脱下西服换上中山装，头戴解放帽，生活完全不讲究了。进行试验任务时更苦，冬天穿着老羊皮的大衣还冻得鼻涕直流，夏天脊梁背后的衣服上总是一圈圈汗渍。晚上困了，钱学森就在试验指挥大厅中把两个长板凳一并，像年轻人一样就躺上去稍微睡一会儿。要知道，那时的钱老已经六十多岁了。

     1958年，钱学森在美国所著的《工程控制论》翻译成中文出版，稿费为11500元，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钱老把稿费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用来给学生买计算尺。1994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2011年又获得香港霍英东奖金委员会颁发的霍英东杰出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钱老把这两笔钱都捐给了中国科协的“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

    国为重，家为轻；科学为最重，名利最轻。钱学森正是这样一个人。让涂元季至今难忘的，还是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件事。1991年，钱学森刚好八十岁，恰逢第三届中国科协换届，他决定从所有科技一线的工作中退下来。为了表彰这一生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钱学森荣誉称号。整个酝酿过程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如果知道了他必定会不同意。当时，授奖仪式的会议准备在10月16日举行。直到10月10日，有关人员才向他报告此事。面对这么高的荣誉，钱学森本人的态度十分淡定。

    授奖仪式后，新闻媒体上出现了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接受记者采访，谈学习钱学森的体会，航天部、科协、科工委等单位也做出决议向他学习。当然，身为秘书的涂元季也为此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上午，钱学森看到涂元季还在接电话答复媒体的问题。于是把他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对我很不满意，拉长了脸说，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意见，不同声音？”

    涂元季只好跟钱老说，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有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钱老听了后并不认为这是怪话，并说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如果完全是钱学森个人的问题，没什么可顾虑的，问题是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所以得十分谨慎。

    “今天在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涉及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了。”钱学森一番话让涂元季至今记忆犹新，“要适可而止，我看现在该划个句号了，到此为止了。我这么说，不是故作谦虚，而是要下决心，你现在立刻给那些报纸杂志和新闻媒体打招呼，叫他们从明天起，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统统撤下来，不准再宣传了。”

    涂元季认为，钱学森之所以能够淡泊名利，不计物质待遇和个人得失，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源于国家至上的情怀。在钱学森看来，与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相比，个人的荣誉、地位、待遇微不足道，只要有利于科技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个人付出再多的努力，做出再多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而且毫无怨言。（科技日报贵阳5月24日电）

(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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