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据说课题组当初提交了20多条政策建议，今天看来几乎全部落实。这是怎么做到的？
　　刘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大学、企业、政府，形成合力非常重要。
　　它最初是自发生长的，后来进行课题调研时，我们跑遍了大大小小的企业，倾听他们的声音，而政府反应十分迅速。
　　第一，企业希望提供更优惠的税收政策。杨浦区政府就给予设计企业与高科技公司同等优惠待遇，这在当时是一种创举。
　　第二，希望提高同济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声誉。因为周边企业依托同济的品牌，一说同济出来的，甲方就有信任感。
　　第三，为企业提供培训。许多小企业发展到中大型规模时，会遇到管理瓶颈。后来同济大学经管学院、其他各系各专业，做了很多针对中小企业的管理培训。
　　第四，提供低租金的商务办公场地。这个诉求当时非常强烈。设计企业苦于找不到办公场地，而大学周边还是衰败的老厂房。有人说：“只要有地，就能长出好庄稼。”
　　也有企业提出，希望改善周边脏乱差的环境。别看有的企业规模小，但在当时却能接到大项目，客户来头很大，如一些外省市管理者。如果连接待客户、开会的地方都没有，有点说不过去。
　　于是，杨浦区政府联合四平路街道，进行周边环境整治、升级，街道美化改造，新建商务楼宇，同时积极助推老厂房改为产业园区。

　　记者：“环同济”的产业集群模式，可复制可借鉴吗？
　　刘强：我们不能简单以为，学校有某些优势学科，就能在周边发展出优势产业。有同样专业的不少强校，为什么周边没有形成设计产业集群？
　　这是一所大学的专业与一座城市发展、空间更迭在最好的时候相遇。最初研究时，我觉得它可遇不可求。后来随着课题深入，我发现政府如果能很好把握产业集群的内在规律，顺应规律，就能事半功倍。

　　记者：你觉得政府做对了什么？
　　刘强：首先杨浦区政府充当了“清道夫”。先去倾听企业的声音，不多加干预，尤其不做提前干预，提前拍脑袋的设想。但企业一旦提出问题，政府立即解决，由此事半功倍。
　　其次，助推器功能。杨浦区历史上被称为上海的“下只角”，商务环境曾经比不上中心城区。但“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得到重视后，在政府推动下，同济周边原有建筑的使用性质发生转变，一大批衰败的老厂房改造为商务楼、创意园区。
　　如同济科技园的大楼原租用给证券公司，改造后用作科技园；渔业机械研究院拿出沿街建筑，与“沪东科技经济沙龙”合作建立了“沪东科技园”；远洋广场原为一幢宾馆建筑，逐渐演变为以设计企业为主的商务办公楼；赤峰路上的书香公寓是一个居住小区，后来大量设计企业入驻其中；国康路上海第十二服装厂车间改造为商务和教学楼……类似案例不胜枚举。
　　一个产业集群拉动了周边的城市更新，它是“产城融合”的典范。
　　杨浦区归纳过“三个舍得”：“舍得腾出最好的土地支持大学就近就地拓展”，“舍得把商业和地产项目让出来建设大学科技园”，“舍得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整治和美化大学周边环境”。通过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的“三区融合，联动发展”，形成大学与城区的共赢格局。
　　老工业区“凤凰涅槃”，优势再造，成为创新型城区。“三区联动”后来一直被杨浦区反复提及。

　　记者：如今，大兴土木的时代已经过去，城市发展进入更新、微更新阶段。您觉得未来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刘强：关键还是好的空间载体不够。最近几年，“环同济圈”走掉非常多的企业，溢出到上海各地。企业长大后就很难在同济周边找到更适合、更具规模的空间，出走势在必行。超过500亿元后，圈子遇到了天花板。
　　如何以这个圈为辐射点，与杨浦区的其他老厂房、园区空间对接资源，扩大圈的辐射面，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
　　此外，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近年来做了很多尝试，设计与社区结合，营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进一步激发空间的创意生产力。这可能是未来新的增长点，引领城市生活形态与创意产业的变化。
　　挑战很多，能做的还很多。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20年9月14日第9版）

荐稿人：lry  2020-09-14  执行编辑：lry  2020-09-14  责任编辑：ffy 20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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