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初的一天，许陈琦、孟心如两位先生又一次来到同济大学，希望能和前校长阮尚介会面以完成移交手续。这已经是两个月以来他们第三次为 了此事前来。4月，当他们以“接收同济大学委员”的身份第一次来到这所学校时，看到的是一个几乎难以维持的烂摊子—负债累累、矛盾重重。当时本想以解 决学校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可南京政府教育经费管理处竟然无人负 责此事，政府的草草敷衍使两位委员无奈地向上级打了辞职报告，却未获批准。既然推脱不掉，两位先生决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要把移交、维持的工作继续 下去。

　　许陈琦、孟心如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任命的“维持同济大学委员”。1927年3月，校长阮尚介因压制学生运动遭到学生们的强烈反对，被迫提出辞职。校董会对此虽然一时未予批准，但校长之职名存实亡，只能让教职工和学生自己组织了校务委员会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但领导层的动荡不是同济大学唯一的不安定因素，学校经费的奇缺更成问题。1917年，同济大学结束了由德国人管理的历史，开始了华人自治的时代，虽然仍属于私立大学之列，但从那时起，学校的运转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国民政府的拔款。但是随后的战争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国库停止了拔款，学校也随之进入了经费紧缺状态，只得通过暂欠教职员薪金的办法维持，到 1927年3月时，学校欠薪等债务总计已达14 万元，经济上已是极度困难。正是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派出了“维持同济大学委员”。许、孟两位先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和前校长阮尚介完成移交手续，然后再对同济大学进行整顿。

　　但这次同一周前的那次一样，阮尚介根本就不出面。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当初他的校长之职，是由校董会选举出来的，现在没有校董会的命令，谁也无权让他交出权力。

　　同济大学私立的身份，让国民政府很是为难。想从经济上全力支持，从名分上说不过去；想在行政上强行干预，却又师出无名。1927年6月5日，同济大学召开校董会议，商讨如何克服目前的困难局面。整理账目后，董事们发现，学校欠发教职员薪金及维持费借款等共二十六万余元，而学校产业除德国人捐赠的机器、仪器外约有三十万元。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政府来接管同济的全部产业并委任新校长，将同济划归“国有”；要么校董会只得变卖校产以偿还债务，同济大学也就此消失。

　　同济大学成为国立大学本是实至名归。从1907年创建始，二十年来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管理水平在国内都属上乘。事实上，自从 1917 年中国与德国断交，德籍校董退出，华董接管学校后，同济大学的经费不足部分由中央政府和江苏省政府拔款补贴，已与国立大学本质上没有大的差别。1919年4月28日，学校校董会还向教育部提出“请改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为国立”的要求。可是政局动荡，政府根本没有心思处理此事。在同济又一次面临生存危机关头，蔡元培先生站了出来，极力支持同济“国立”。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立者。那时，中国刚刚结束闭关锁国的历史，蔡先生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门的主要

　　领导人，深感中国教育体制之落后、教育机构之腐败。他尝试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中国，在“平民教育”、“女子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诸多改革主张和措施不仅改变了北大的历史，也影响了全国的高等教育。

　　1927年，正是蔡元培先生大力推行其教育改革之际。改革内容主要有二：建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学区制。这一改革提案在6月份便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蔡先生被任命为大学院的院长。而同济“国立”的问题在这时被摆在了蔡先生的面前，恰恰与蔡先生的改革步伐相契合。

　　所谓“大学区制”，是在全国范围内依据省份及特别区设置若干大学区， 每个大学区设一名校长，总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各省区废止教育厅，以国立大学为教育行政机构。大学区制是源于法国的教育行政制度，蔡先生将 之引入中国，是为了改变当时教育部门纯属国民政府的附庸、腐败成风的状况，使教育学术化而非官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的、纯粹的教育体制，用专家学者 来领导。

　　当时国内的国立大学寥寥，而作为“特别市”的上海到了 1927年才有了同济、暨南两所大学进入“国立”之列。所以说同济的“国立”，刚好成了蔡先生推行“大学区制”的重要内容。

　　但蔡先生支持同济“国立”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对同济大学的器重，这可 以从他为同济大学校庆二十周年纪念册所写的序言中找到。他讲道：“我国医术与工艺之应用，既数千年，积久经验，自有独到之处。然不得最新之科学以为基础，则进步殊缓，与并世各国相较，自愧不如。是以最近数十年，有新式医学校、工学之建设。其时规模较大之工业学校有南洋、北洋两工学，均采美国式。又各地方时设医学及工业专门学校，大抵采用日本式。美、日之高等教育，均受德国影响，而日本尤甚。医、工两科，则德国之教学法，尤全世界所推许也。……此二十年中，科目之增置，程度之提高，校舍之迁移，设备之更迭，不知经几多次挫折，而卒能维持，以迄于今。兹且就学业上观察之，无退化而有进步，非由当局之恒心与毅力，何以至此。”

　　蔡先生曾两次去德国留学，对德国的教育很是推崇。而同济恰恰带有德国传统的教育特色，医工兼具，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可称得上是极好的范本。同济几经波折，但教职员和学生却百折不挠，其精神也是值得称颂和广为传播的。

　　在蔡元培先生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1927年8月，国民政府将同济大学正式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并任命张仲苏为校长。成为“国立”后的那个秋天，国立同济大学第一次招生中，便有两个很显著的改变：一是学费减半。之前，同济的学费在国内各公、私学校里几乎算是最高的，很多品学兼优但家境贫寒的学生对同济虽心生向往，却无力负担，高昂的学费一直是同济学生规模增长 不快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打破了性别限制，第一次招收了两名女学生，数目虽小，却是历史性的突破。由此开始，同济大学带着十年的风霜，肩负着振兴中华的民族重任，开始书写她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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