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同济大学本部周边已设有包括地铁在内的十多条公交线，同济师生 可以十分便捷地通往上海各处。年轻的教师和学生恐怕都不会想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状况。当年这里却是没人愿来的郊野田园，周边是大片菜地稻田、沟浜纵横、蛙鸣鸟叫，是捞鱼虫抓蟋蟀的好去处。20 世纪 50 年代初建造了同济新村，住在市区的教师多不愿迁来。因为大城市的喧闹繁华到了四川路东面北面就戛然而止，交通极为不便。原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先生说，1949—1952 年时他和樊映川从静安寺来校授课，先花旧币 600 元坐有轨电车一路叮当到北四川路，再花 1000 元钱雇人力车（即 1955 年后的新人民币 6 分和一角钱）一路颠簸才能到校。1947 年同济高职安排在五角场（今国定路复旦新闻学院）、新生院在市图书馆（今黑山路同济中学）、同济附中在市博物馆（今二军大长海医院）。师生如要到校总办（今四川北路复兴中学）必须先步行到五角场；如要到工学院（今四平路 1239 号）则是搭乘军用卡车。

　　20 世纪 50 年代有了 55 路公交线。公交车是用卡车底盘改造，发动机突出在车身前。学生戏称凸鼻头 W 车。由于发动机和油品差，启动或抛锚时，要像拖拉机一样靠司机用手柄插在轴上用力摇转，还会要求乘客下车减轻负载。驾驶员还会喊：“请大家帮忙推一推好？”同济学生总是很热心地加入推车的队伍， 直到汽车在整齐的“嗨吆”声中发动起来，继续赶路。

　　五六十年代公交车是稀罕物，如崇明农村学生上大学，要自己挑着行李走半天，在南门港坐小火轮，到十六铺才能见到公交车。四平路上也要等 10 分钟才能见到一辆车。星期天要想逛街看电影或回家，同学们都说“到上海去”（四平路不是上海，过了海宁路才算是进入上海）。

　　上下班时段的上海市区公交车每平方米最多可挤上 11 个人。同济学生都住校，大家都很穷，但努力学习安守本分。上课自修、课程满满，下课铃声不响， 校园里几乎不见有人走动。故平时 55 路很空。到星期六下午四点放课或是全校大会散会，同济门口唯一的55 路真是拥挤不堪。上车要花一个多小时排长长的队。同济的师生都守秩序、不插队，也听不到吵骂声，不少人会选择与同学结伴步行到外滩。那时，人没有现在娇，很能吃苦，较长距离的步行已习以为常。

　　好不容易才挤上车的，那简直是前胸贴后背、冬天也会挤出一身汗。这时候， 买票常常要靠“摆渡”，即托乘客把钱传给售票员，再把购的车票传回，极少有逃票事件发生。只说过有一次某学生逃票，被查到后反映到了学校，这个学生好久抬不起头来。从未听说 55 路上同济学生有偷窃和咸猪手事件发生，说明那个时代真的是把大学生培养成了正人君子。

　　公交车不断演进，后来逐步改为苏联式长方体车型。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上海严重油荒，一辆辆公交车顶上背起巨大黑橡胶的气包—用沼气开车。

　　1958年以前，上海没有汽车工业，全市的汽车拥有量很少。诺大同济只有一辆供领导工作专用的华沙牌黑色轿车和几辆后勤用卡车。同济家长或幼儿园老师带小朋友到路边看“笛笛鸣”，十来分钟才能见到一辆车。但到20世纪80年代四平路沿线工厂、居民多起来，交通也越来越繁忙，出现了铰接型中国特色巨龙车。特别是军工路工厂、五角场商店不断增多，五角场中转人流量达75万／日。

　　四平路也越来越堵，车速越来越慢。公交调度规定 55 路 22 分钟到外滩，也慢慢演变成了一小时。

　　每天拥堵的情景，常常令我想起同济大学周念先老教授的一条建议。1966 年“文革”初起，在校园层层叠叠大字报栏中，我见到有大字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周念先。说他曾经提出一条建议：据国外文献报道，大城市利用高架缓解地面道路拥堵，中国还没有。上海不妨从吴淞路到四平路先架设一条试验性高架路。批判者道：这是典型洋奴思想、崇洋媚外！不要以为外国的东西什么都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的东西！

　　在那个年代，极左横行、是非颠倒，他的建议非但不被采纳，还受到了批判，斥之为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

荐稿人：ffy 2021-05-15　执行编辑：lry 2021-05-15　责任编辑：xwf 2021-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