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 3 月，欧特曼先生来到吴淞，担任同济大学中学部教务长一职。从此，便开始了他在同济近 14 年的任教生涯。

　　欧特曼先生来同济后，每周上课十八个小时之多，另外还加上训练学生德语演说的两个小时，总共二十个小时。欧特曼的学生胡嘉言在《我所知道的欧特曼先生》一文中回忆道，对于德文课，当时很多学生都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欧特曼先生来了之后，他的教学方式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比如欧特曼先生讲授方法，并不拘泥于那些呆板的规律，他只要让学生知道一个大纲就行。但他对于一个个词和成语的用法，尤其是日常生活中所惯用的语句，却讲得非常详细。他经常会从一个字上，引出许多相关联的单字和成语，讲解一两个小时也是很平常的事。欧特曼先生学贯中西，精通英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中文、日文，懂得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俄文、库页岛方言、印度佛教梵语等语言，上课每每旁征博引，所以很受同济学生欢迎。欧特曼教授上课不用教材，只是口述讲义，学生做笔记。课堂上发问的时间几乎占一堂课的一半。他每周必定要求学生做一次练习。欧特曼先生因为精通中文，所以和学生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因此学生每每在下课之后蜂拥向教授提问；而欧特曼则耐心讲解，所以每堂课他都下课很晚。欧特曼先生上课决不枯燥无味，他经常会讲一些透露出厚重的德国气息的幽默笑话，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有时候，在课堂上，欧特曼先生会陷入沉思。每当沉思之时，先生双眼绽放着光彩，凝视着窗外的远处，久久不作声，于是课堂里忽然静了下来，待到先生察觉之后，又立刻开始上课了。

　　在学生眼中，欧特曼先生是一位身材魁梧、庄重慈祥的老师。他炯炯有神的双眼，仿佛能洞察一切细微之物。所以最初给学生以严肃之感，但是相处久了， 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可亲的人。欧特曼的学生陈孝崐在《欧特曼先生和我们》一文中写道，先生对学生可谓呕心沥血，“时常因为我们不用功而发脾气， 叫我们‘吃大菜’。翻开我们从前的笔记簿，上面发现许多‘今天好凶的大菜’， ‘今天真吃不消’之类的句子，那时我们还是小孩子，当然比现在淘气多了。他时常不嫌麻烦地教训我们，叫我们好好用功，要自己用心学习”。每当谈到升级的事情时，他必定说：“你们现在这样不用功，仿佛—他最爱说这个仿佛— 是谁大考不及格时，那就不必来找我。”听他这么一说，学生确实有些怕他，于是学生们就认真准备功课，上课也是提心吊胆的，生怕露出破绽。但是在课堂外， 学生们觉得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他对学生非常客气，学生无论帮他做什么事他总是说声：“Bitte ！”（拜托了！）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

　　有时候有学生偷懒不上课，过后他总会追问，调皮的学生往往拿生病什么的来搪塞，他听了总会不大满意地摇头说：“有病？啊哈，年轻人一概没有病的。就好像我今天也头疼，但是我仍旧上课。”欧特曼先生就这样一边严格要求学生， 一边也严以自律，工作学习非常勤勉。他上课时也用笔记记录陌生的汉字，就像他的学生记录德文一样。在课堂上，一旦他不小心讲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这在旁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却急得面红耳赤，就好像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一样。做任何事情都精益求精，力求十全十美，连黑板都擦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粉迹。

　　欧特曼先生来同济不久，学校因时局动荡，经费大受影响，欠薪情况严重， 而德籍教员，因为欧特曼先生及老教授们的努力维持，故照常上课，学校行政虽有变故而学生课业则照常进行。“一·二八”淞沪战役开始后，同济刚好处于战事火线上，损失惨重。当时学校能否继续上课都成问题。一部分流离在上海的同学就向学校交涉，那时学校的经费状况非常窘迫，积欠教职员薪俸达数月之久， 办事员都很灰心，交涉自然没有结果，于是学生们一同到欧特曼先生的寓所，请他出面想办法。他当时自己的情形也是很艰难，但是在这种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 便慨然应允下来，说是只要找到了校址，他一定保证安排教师上课。同时，他苦心劝诫学生，叫学生们体谅校长的处境和困难，不要再去逼校长，以免使他更操心。这种体贴入微的话，极大地感动了在场的学生。

　　“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欧特曼先生即与工学院教务长史娄纳教授来吴淞观察。当时学校经费欠缺，无力修缮屋舍，于是先生与史娄纳商量，将德方捐赠中学会校舍中尚未动用的八千元余款做修缮全部屋顶之用。同济在战乱中损失大，而在欧特曼先生的倾力帮助下，到了九月份即大多恢复原貌。后来战事再度激烈之时，有若干款项，指定同济德籍教员之用，但是欧特曼先生与本国教员商量，出一部分接济中国籍教职员。

　　1933 年秋天，欧特曼先生病情加重，学生们去看望的时候，他还伤心地说： “我本来要继续教你们到毕业的，但是—这真叫我没有办法啊！”同学们听了之后都悲从中来。1920 年，欧特曼来同济任教后不久，即被任命德国大学教授。1926 年，德国某大学想聘请先生为汉学教授，先生推辞未就。又某年，辽宁日本人设立的南满工科大学，以远远优厚于同济的待遇，聘请先生任教。先生曾患痢疾和疟病，北方气候对于先生的身体更加适合，但是先生仍毅然谢绝。

　　1933 年 10 月，欧特曼先生病重归国。在归国前夕，有人问他病愈之后是否再回同济任教，先生欣然应允，答应病愈即回同济，并嘱托其学生每月给他寄《中国时报》数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最新图书目录，以及其他重要出版物的函告。欧特曼先生在同济任教十数年，对中国，对学校的这份感情必然是极其深厚的！

　　繁忙的工作、过度的操劳侵蚀着欧特曼先生原本强健的身体。1933 年 6 月， 先生胃病复发，7 月 3 日在宝隆医院动手术，医生知道先生患的是不治之症— 胃癌，劝先生回国疗养。于是先生 9 月初从青岛返回吴淞，10 月 6 日回德国。先生回国的当天，深秋的天气格外阴沉，寒意侵人，学校里有许多学生和德籍教授及友人都去给先生送行。船快开了，先生穿着灰色的西装，微微俯着身躯，在会客室里和前来送行的人一一握手道别，他苍白的脸上，满含着诚挚的笑容。学生们都希望先生在家乡养好病后，回到同济继续给他们上课，但是，谁能料到， 这一别竟成永别！ 1934 年1 月7 日凌晨，欧特曼先生在德国逝世。9 日，噩耗传来， 在中国的德籍人士极为震动，而与先生交往的中国人包括全体学生，也莫不悲痛万分！欧特曼先生逝世之后，社会各界纷纷以各种形式纪念他。2 月 7 日，上海德侨在德国凯撒威廉学校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莅临会场的德华人士有数百之多。2 月 28 日，同济大学为欧特曼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到会的有德国总领事、上海工务局局长沈君怡先生、中德教授、欧特曼先生生前亲友，以及全体学生， 共计千余人。会场庄严隆重，社会各界都送来挽联和题词等。

　　欧特曼教授逝世后，为了纪念他，1934 年 5 月，国立同济大学专门组织编写一本纪念文集《欧特曼教授哀思录》，由蔡元培先生亲自题名，交由南京国华印书馆印刷。在这本哀思录中，国民党政界、学界著名人士蒋介石、孔祥熙、汪兆铭、孙科、朱家骅、蔡元培、于佑任、罗家伦，以及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等人纷纷题名，以表纪念。

荐稿人：ffy 2021-05-19　执行编辑：lry  2021-05-19  责任编辑：lxl 202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