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学年即将开启之际，华中科技大学新规明确，对于本科学业成绩未达标而受到学籍警示处理，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学习者，将转入专科层次或退学。“本科转专科”新政引发网友讨论，也再次将关注点置于大学“出口”。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进了大学就进了保险箱”的看法鲜有改变，这也是不少人担忧本科教育质量的根源所在。在招考机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大学如何“严进严出”？在尝试改变过程中，还有哪些困惑和探索？

　　跟国外大学比“尺子”

　　与此次“本转专”相比，12年前上海大学一批共71名学生因成绩不及格被退学而激发的讨论热度丝毫不逊色。当时退学的学生并非突然收到通知，根据学校全面实施“学分制”规定，他们在学习未达要求后，均相继收到三次“学业警告”，以及最后一次“试读”机会，仍未达标者，才进入“退学”流程。
　　纵观其他高校，每年也有极小部分学生因学习未达要求被要求退学。2013年起，复旦大学进一步明确对此类“未达标”学生的管理规定，至今每年有约3至6名学生在此列。
　　说起大学的“严出”，海外高校数据常被用来比对。2005年，上海大学“71人退学”发生后，有人认为，这个数字还未达到学校当时每届6000名学生数量的2%，淘汰率远低于国外研究型大学每年5%到10%左右的数字。
　　游学美国近距离观察后，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表示，美国大学实行完全弹性学制，学生可以在4年或更短或更长的时间内完成学业，包括创业在内的各种原因都可延长学习年限。数据显示，即使哈佛大学精挑细选的大学生，入校后6年内的毕业率只是97%，8年内毕业率才达99%；斯坦福大学的数据则为95%和96%；芝加哥大学比例更低，为93%和94%。尽管这些毕业率数据和清华、北大等中国一流名校其实相差不多，但要知道，国内几乎所有高校的四年毕业率均在95%以上。可以说，基本上是“能进就能出”，这把尺子或许宽了点。
　　“中国高校袋口应扎得更紧些”这一观点被普遍认同。严把出口关，关系人才信誉、高校教学提升，不只是名校的事，更需要所有高校共同抬高标尺，创造与高考前端相对应的另一种“教育公平”。
　　有趣的是，对于中外高校在毕业率上的差异，业内观点并不统一。一种看法认为，进一步加大淘汰率，能有效提升学习自觉性；也有观点认为，两者招考体制不同，管理机制不同，盲目模仿可能陷入尴尬。举例来说，国外不少高校可以做到延期相当长的时间，让学生完成全部学分，而国内高校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一时限可能较短。

　　“退学”是否一招鲜？

　　采访中，专家表示，当前一说起“严出”，往往就跟“退学”画等号，实际上，后者更接近一种威慑般的存在。从大处着眼，高校整个本科培养机制、学生评价体系，才是控制末端产品的核心，而一系列具体质控措施已在探索过程中。仅以“学分制”的施行为例，各校有自己的理解和探索。
　　据了解，学分制是发端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教育管理模式，以选课为核心，教师指导为辅助，通过绩点和学分，衡量学生学习的质和量，分不够，则不能毕业或获得学位。近年来，几乎已在国内所有高校施行。
　　曾几何时，大学增加学分似乎成为“宽出”转向“严出”的一种手段：主修专业加上辅修专业，大学4年修得满满当当。但学时数量的增加未必等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少大学课程被认为“有点水”，一些大学生也是浑水摸“分”。
　　而今，大幅减少学分日渐成为高教改革趋势。华东师大教务处处长雷启立介绍，总体上，高校应修学分一直在做“减法”：过去一个本科生毕业要修满约170个学分，目前华东师大已减至150个学分左右。更有甚者，沪上一些本科院校只保留130多个学分，有的减少四成多。
　　在复旦大学，一位本科生4年内需完成的学分同样从170分左右降到150分左右。这一过程伴随着学分含金量的提升。教务处副处长周向峰表示，学生实际取得的学分绩点按照等级制评定，每门课程无论考试成绩如何，“优秀”等级者不得超过30%。教师出考卷要求形成成绩“橄榄型”正态分布，更准确体现学习“种瓜得瓜”。
　　上海纽大今年迎来33个国家264名首届毕业生。而4年前，上海纽大首届来校报到注册的本科生为295名，经历首轮本科周期，约30名应届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毕业。事实上，该校完全学分只有120个学分。在上海纽大，不论教师还是学生，对每个学分花费的“单位成本”不降反增。他们所谓的“大课”，不是学生多，而是老师多。上一门课，要求教授们分工协作，甚至出现教授乃至院士在内的6到8名老师各自带教学习小组，全员参与课堂研讨。
　　减去的往往是可有可无的“无效学分”，增加的才是含金量高的“有效学分”。在总量控制下，调整好总学分的内部结构，成为高校收紧出口的探索方向之一。

　　“严出”中的伦理考量

　　除提升“学分效率”外，国内高校控制“严出”的正向性举措已取得一定效果。如推进“大类招生，一年后凭大一成绩、高考成绩等，双向选择细分专业”等，保持初入大学学子的紧张感，不再觉得就此进了“保险箱”。复旦大学最新实施《2020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划》中，专设荣誉课程，以专业知识体系前沿教学和优质师资配置吸引学生挖潜深学。
　　然而，在探索过程中，处于一线的大学教学管理者们似乎也面临着困惑和伦理考量——“严出”如何更加以人为本？举例来说，当前情况下，如果一个学生因学习成绩不佳，多次被“亮黄牌”无果后退学，是符合规定的。但从情感上而言，家长、社会难以接受。“学生如果被退学了，是不是就一无所有了？”一位高校教育管理负责人表示进退两难。他期待，高教体系中能否有更加灵活的转学、分流体系，通过学分互认、课程共享等方式，给予不适应本校学习的学生再探一条出路、再多一次机会。
　　另一个争议性很强的敏感话题来自“不合格率”。一段时间内，“能否设定一个固定的倒数不合格率”常被作为推进“严出”的可行性建议。国内曾有名校每门课控制10%学生不及格的规定。教育专家叶志明认为，这是一把“双刃剑”，应谨慎掌握。“它看似威慑力很大，但也给出这样的暗示——大家都努力，也有人会被淘汰。这样绝对化的评价显然有失公平，其负面效应可能影响正面初衷。”

荐稿人：ffy 2017-08-24  执行编辑：lxl 2017-08-27  责任编辑：xwf 2017-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