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9月，随着入学季的来临，又一批新生将跨入大学门，开启人生中进阶高等教育的灿烂一页。

　　大学，乃培养精英人才之圣地。几乎所有大学的新生教育，都会在最初的一两个月里，以不同的形式引领大一学子们去思考这样一对重要的命题——“何为大学，大学何为？”
　　如果说每所大学都像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因其成长环境、性格、特长的不同而各具魅力的话，那么新生入学后，切身感受并融入自己所就读大学的文化氛围，则是必须要上好的大学第一课。
　　精英教育在大学里究竟是如何实施的？把优秀的学生锻造成具备引领未来能力的精英人物，大学究竟是怎样培养、塑造人才的？谈及大学教育之理想模型，不妨援引“他山之石”——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林立的多所世界级名校，通过展示不同的学风、校训和校园文化，生动阐释着大学之于学生、之于社会、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追求真理、崇尚学术独立与自由、敢于为寻找真理而冒险……尽管大学定位各异，但大学之道也有共通之处，值得每个身在其中的人细细品味。
    
　　哈佛大学——哈佛铜像：真与假的完美结合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Let Plato be y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自哈佛建校以来，它就一直是哈佛学生所信奉的做学问和做人的准则。而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字样，意为“真理”。
    
　　“哈佛铜像”的启示——别轻信任何权威

　　无论是求学者，还是旅游者，到了哈佛大学，必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去瞻仰一下哈佛大学行政大楼前矗立着的哈佛本人的铜像，并对这个哈佛大学的创办者表现出深深的景仰和思慕。哈佛的铜像上悬美国国旗，塑造得非常英俊有气势，在铜像的底部镌刻着三行字：“John Harvard(约翰·哈佛)，Founder(创始人)，1638。”
　　其实，一直以来有很多人被这个著名的铜像给误导了，因为在这个铜像上存在着三个错误，被戏称为“谎言铜像”。
　　首先，这个铜像并不是根据哈佛本人的样子所塑的。因为在哈佛大学决定要塑一尊哈佛的铜像之时，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哈佛本人的相貌已不可考了，也没有任何画像或者照片留下来，无计可施之下，人们只好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帅哥冒名顶替，按照他的样子塑了哈佛的铜像，这一点其实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其次，哈佛也不是学校的创办者。只是在学校成立的初年，哈佛捐赠了一笔在当时看来为数不少的钱财。但是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新学院来说，这笔捐赠无异于雪中送炭。
　　第三，哈佛学院的创办时间是1636年，而并非如铜像上所刻的1638年。
　　也就是说，这尊著名的哈佛铜像，无论是外形还是文字，没有一处是真实的。在以“求是崇真”为最基本精神的哈佛大学，“真理”与“谎言”竟然如此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校方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以真理为基准来培养自己的精英，却允许这样的谎言存在，究竟是何道理呢？
　　对于这个疑点，哈佛校方的解释是这样的：
　　怀疑的精神和冷静的态度是哈佛人一向秉持的原则，这座“谎言塑像”不断地提醒哈佛人，不要轻信传说中的权威偶像，努力追求自己坚信的真理，用一种唯美的观点来欣赏这座塑像，通过三个谎言，将真实的事实牢牢地记住。
　　其实很多时候，无论正还是反，重要的往往不是外在的形式或是人们容易看到的一面，挑开表层的东西，知悉其内在的含义，了解其蕴含的初衷，这才是人们应该重视和始终坚持的。
　　正因为如此，“假”哈佛并不妨碍“真”哈佛应得到的敬意。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个“假”哈佛正襟危坐，领受着世界各地游客仰视的目光。
　　两百年来，哈佛的毕业生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对塑造美国文化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如果没有对真理的热爱，对学术的渴求，对教授的尊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哈佛和今天的美国。
    
　　学术大师——带领学子走向真理的向导

　　美国学者罗尔斯是当代社会学的大师，也是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以《正义论》一书奠定了在当代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而他就执教于哈佛大学。
　　中国留学生吴咏慧在她的《哈佛琐记》一书中描述了课堂上的情景：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炫目。“这样的一副场景，让我们不禁觉得，传播知识与真理是多么的神圣。”
　　当学期即将结束，罗尔斯教授为同学们讲完最后一堂课，这位世界知名的学者对学生们说：“我很感谢大家来听这门课。但在课堂上所谈的见解都是我的个人意见，这门课的研究还远没有结束，我希望大家不会被我所说的束缚住，而做到独立思考，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
　　语毕，罗尔斯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教室里的学生立即鼓掌，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于是他频频挥手，快步走出教室。这就是世界级学者，他的话代表了哈佛长久以来的追求真理，永无停歇的理念。
　　在罗尔斯走出教室许久后，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因为所有的学生都想让他们尊敬的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他们的掌声。
　　什么是哈佛精神？这就是哈佛精神。学术大师们是带领年轻学生走向真理的向导，学生们对向导满怀尊重，这其实也就是向真理表示深深的敬意。
    
　　麻省理工学院——真正的精英能手脑并用

　　麻省理工学院的创始人威廉·巴敦·罗杰斯一直有一种“实用知识”的教育价值观。他指出：一所学校不仅仅是能传授工艺技能，重要的是为学生们将来在工业部门工作打好科学理论基础，并把“通过实验进行学习”作为学校的教育信条。罗杰斯认为，透过教学和研究并且专注社会上的实际问题才是培养专业能力的最好方法。麻省理工一贯坚持的也正是培养手脑并用的精英人才。
　　作为一所以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为主的综合性大学，麻省理工鼓励学生活学活用，将自己所学的理论联系于实际的动手过程中，并在此期间直观地增进自己的理论知识。
　　推动教育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真知，麻省理工就是在这种与众不同的信念熏陶下，在美国乃至世界同类大学中独树一帜。而其培养的精英，也多以效率高、凝聚力强、合作协调、活力充沛见长，成为各企业争相录用的人才。
　　一位在麻省理工留学的中国学生谈起该校的教育方法时说，“几乎每节课，我们都有自己动手或参与的机会，并且由学生来参与的时间通常要超过一半。除了课堂互动外，每门课程一个阶段结束后，教授总会要求我们思考如何运用这项技术或理论。我周围的同学常常会有许多构思精巧但十分实用的小发明。这一切都让我深刻感受到麻省的教育理念：手脑并用，从实际动手中掌握新的知识并且让他真正为自己服务。”
　　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也充分考虑到了社会现实和未来职场，将理论知识通过模拟仿真的社会课题来加以运用，1：10的低师生比例更是确保了优秀学生都能得到第一流的指导。
　　“通过实验进行学习”，使得麻省理工的学生们在毕业后，能从容地应对比课本中更复杂的实际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其学校的受教育过程中，其实已经比他人早一步接触到实质性的工作，领先一步，当然走得更稳更快。
    
　　斯坦福大学——“创业大学”硅谷的孵化器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在谈到斯坦福的办学理念时说道：“我们的理念是要追求新的知识，推动我们的学业与学生进行交流，因为我们不断地进行研究，不断地进行教育，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财产就是双方都达到优秀，在教和学方面相互影响，而且都达到杰出的效果，这是我们大学的一个理念。”
　　而对于这个理念具体表现在哪里？亨尼斯是这样说的：
　　“斯坦福最有特点的、区别于很多世界其他大学的就是它有不断冒险的精神，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有这样的精神，不断地寻求和探索新的方向和新的理念。”
    
　　“学术尖端”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吸引顶尖人才，二是树立顶尖科系

　　很多新事物的出现或者新旧事物的更新换代，都离不开一些冒险和挑战的成分，如果只是在固有的圈子里面打转转，那么世界对你来说也就只有这么小了。在斯坦福这样的校园，处处显露出不断拼搏的踪迹，也处处充斥着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新鲜空气。
　　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有人形象地描述道：“斯坦福就是硅谷的孵化器”。因为在当时，对偏于一隅的斯坦福来说，与东部名牌大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且西部远不如东部发达，人才流失现象严重。时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的弗里德里克·特曼很有先见地认为，高校的未来在于人才，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处所，他们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经济影响。在他看来，要成为第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第一流的教授。但当时的斯坦福对于名牌教授还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为此，特曼提出了著名的“学术尖端”的构想，这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吸引顶尖人才，二是树立顶尖科系。
　　正是基于招揽出色人才和造就顶尖科系的学术尖端构想，特曼教授和当时的校长华莱士·斯德林决定把斯坦福的土地变成金钱，而把钱——通过邀请著名教授——变成学术上的威望。于是他们划出7.5%的校园土地，约655英亩，出租给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工厂，这就是斯坦福工业园区。之后，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继续向外扩展，形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精英云集的硅谷。
　　特曼被誉为“硅谷之父”。如果没有这个人，硅谷的诞生必定会晚得多。
    
　　斯坦福大学里有100门课与创业有关，很多教授都有过创业的经历

　　特曼于1922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化学和电子工程两个硕士学位。他始终认为，大学不仅仅是象牙塔，工程系教授更应与工厂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他鼓励自己的学生要勇于拼搏闯荡，在学校附近开设公司，进行创业活动。
　　学生惠利特和普卡德，正是在特曼的出谋划策下，于1937年成立了著名的惠普公司，而第一个产品正是他们做研究生时的课题——声频振荡器。

　　创业之初，惠利特和普卡德严重缺乏资金，租不起办公室，只能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租了一间小车库进行办公和研究。纵然条件艰苦无比，但他们依旧没有放弃，向未知领域不断求索的创业激情鼓舞着他们的意志，帮助他们克服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困难，终于在迷雾中找到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
　　自惠普公司创立之后，两位创始人也始终秉持着斯坦福形成的不断挑战自我，不断推陈出新的理念，不断研制新的更好的产品服务于人类，终于慢慢成长为今日闻名世界的跨国企业。而那个当年挑战之旅中的暂时落脚点，著名的小车库，也被荣幸地誉为“硅谷的诞生地”。
　　除此之外，电气工程系的林维尔教授也是一个创业典型，他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在硅谷工作，他本人也有在好几个公司兼职。另外，一些著名的创业家，如擅长销售的AMD公司创始人桑德斯，不断另起炉灶的“创业狂”安戴尔，电子游戏工业的泰斗布什内尔等等，都是在斯坦福起家和成长的。
　　斯坦福这种浓重的创业文化在很多别的学校都是无法见到的。斯坦福学生创业的比例比别的学校高出3至4倍。
　　“我们有100多门课与创业有关。”斯坦福大学MBA招生办副主任SedapMansour女士说，在斯坦福，不仅是学生，很多教授也都有过创业的经历，或者担任过创业公司的董事。他们会将自己的经验告知学生，如何面对创业中的客户、员工管理、筹资等问题，在董事会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等等。
　　很多人有这样的印象：你要创业，就去斯坦福。
    
　　耶鲁大学——独立思辨能力重于考试分数

　　曾有一位记者在采访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时问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引以为豪的毕业生小布什总统，他在学校时的成绩并不算好，毕业成绩只得了‘C’。那这个是个好榜样呢，还是一个不好的榜样，对于学生来说？”
　　莱温答道：“我想你不要只看分数，而且还要看潜在的领导能力。克林顿在来耶鲁之前，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已经见过他，后来我们一起去了耶鲁。他的学习成绩也许不是最好的——当然分数也很高——但他不是成绩最好的学生，这是因为当时他不是只专注于学习，而已经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忙碌于学习之外的工作。但是毫无疑问，即使在1968年，这个人非同寻常的领导天赋就已经开始展露。小布什还是学生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的一个朋友曾向我描述过和上面提到的差不多的情况：他是那种人群中的当然领袖，正在不断显露出自己的领导魅力。”
　　记者又问：“关于美国总统，绝对只是一个偶然，我觉得你不可能把培养美国总统作为你们的目标，那么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你们重视培养他们什么样的能力呢？或者说你们培养学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莱温于是说：“我们希望学生具有思辨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要知道，美国课堂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我们鼓励学生质疑老师，鼓励他们质疑书本，鼓励学生不墨守成规，去质疑固有的理论，并尽可能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说，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教学的首要目标，这是我们最希望学生能够学到的东西。”
　　耶鲁非常重视校园的学习环境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办法，由教授组成教授会，参与学校的教学和具体事物的决策和管理工作。
　　耶鲁的教授一个个都桀骜不驯，敢于上书政府，敢于批评美国参军征兵法，法学院的教授甚至敢于直面美国国会。这种敢于挑战的精神和强烈的思维刺激，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励，使得他们敢于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学术和为人处世上形成自己独到的新颖的新思想而不屈服。

　　宾夕法尼亚大学——没有办法？那就创造一个！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大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会找到办法，否则就创造一个。”为了培养学生对探索新事物、敢于创新突破的意识，宾大始终把“重头戏”放在研究上面。
　　艾伦·麦克迪尔米德，享誉国际的高分子材料专家，因发现塑料的金属特性而与另两位科学家分享2000年诺贝尔化学家，现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在麦克迪尔米德教授看来，东方的一些国家，如中国、日本等，之所以在创新能力上有所不足，可能与其敬畏传统的传统文化有关。在中国学生的观念中，老师总是对的，而教科书上的内容也必然是至理名言。教师的年龄越大，头上的白发越多，学生就越是对他言听计从。而在某些西方国家，老师并没有受到如此高的尊重，学生也通常被鼓励不必迷信教科书中的内容，并可以自由地怀疑一切。在美国，一个学生如果能够指出老师的错误，他会觉得非常自豪：“啊哈，我指出了某某教授的错误。”
　　麦克迪尔米德教授说，“我在新西兰上大学的时候，人们认为自然界只有92种元素，这是上帝为整个宇宙所创造的；而现在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人造元素。
　　按照传统的定义，原子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毁灭，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借助原子裂变和聚变将原子摧毁，我们也可以在原子反应过程中，用全新的元素创造出原子。”由此，他认为，尊敬老师是应该的，但是不必盲从、迷信老师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敢于怀疑，敢于向老师发问——这是产生变革的必由之路，也是取得重大突破和科学新发现的唯一办法。
　　没有办法，那就创造一个办法。在宾大的教育理念中，方法永远比困难多，险中求胜比起被动挨打和盲目接受来得有价值。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一个学生具有了这种意识，那任何难题都不过是进步的阶梯。
    
　　普林斯顿大学——“袖珍”才能把学术做精

　　提起世界名校，人们往往喜欢用“高”（研究高深）、“老”（历史悠久）、“大”（规模庞大），“全”（学科齐全）四个形容词。而对于普林斯顿大学，无论从规模、学科还是学生人数上，似乎都可以说是一所“袖珍大学”，所有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加起来，最多时也不超过1万名。
    
　　社会最热门专业？普林斯顿“缺位”

　　在院系及专业设置方面，普林斯顿大学把重点放在基础研究上，求精不贪大。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学院的规模比起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同类学院要小得多，其心理学专业相对其他学校来说，方向也更为集中，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自己的医学院，对此，普大是这样认为的：医学院必须要与临床应用相结合，而运作一个庞大的医学院和临床医院系统需要大量人力和资本。
　　除此之外，普林斯顿大学也没有自己的商学院和法学院。连同医学院，这三大专业学院可以称得上是社会上最热门的学科，但普大为了不分散自身的精力，专心在已有学科上发挥更大的潜能，所以目前仍没有开设新学院的计划。
　　规模不大、学科不全、人数不多——这恰恰是普林斯顿大学严谨治学的表现。“正因为不需要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情——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极致。”普林斯顿大学现任校长也是其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雪莉·蒂尔曼女士如是说。
    
　　欧式学风浓郁，教授“一对一”辅导

　　普林斯顿大学一直保持着浓厚严谨的欧式教育学风。在学业上，普林斯顿大学要求学生严格要求自己，培养自觉自律的精神，不愿变通：
　　——学生们不在普林斯顿大学上的课程，除非经过特殊许可，一般不给学分。
　　——校方也不鼓励学生们离校去国外留学或去美国别的学校进修。
　　——普林斯顿大学鼓励优秀本科生选修研究生课程，更好地充实自己。
　　——实行导师辅导制，在普大，所有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本科学生都要求从事独立研究，由教授负责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个别指导，并对他们的毕业论文进行辅导。
　　——普大还为学生专门设置了“导修制”，每个星期学生们都参加10-15个人的小班，由教授或是助教带领，复习一个星期以来所学的课程。这些由助教或教授带领的讨论，给学生们更大的空间去理解课堂所学的理论。
　　由于师生的比例相对比较低，使得每个学生都有足够多的机会和老师研究讨论，共同治学。学术之风蔚为壮观，让莘莘学子受益匪浅、而注重传统，又始终占据着学术的前沿，也使这座弥漫着浪漫气息的校园成为不少学子心目中理想的求学之所。
    
　　引入“诚信”制度，坚守严谨、笃实传统

　　普林斯顿大学认为，要培养优秀的精英，就必须坚持严谨、笃实的传统。普大非常重视学生品格的培养，从19世纪末就开始引入“诚信”制度。严谨的治学精神必然少不了诚信的态度，唯有本着求实求真的态度，才能在正确的旗帜引导下踏上正确的学术途径而不会只想到抄小道、走捷径，甚至不惜以假乱真，在学术上采取虚伪的态度进行造假。
　　普大的学生都明白，必须要诚实守信，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普大实行无监考制度，但是如果有学生被抓住作弊，校方会给予严厉的处罚。一般来说，抓住一次就必须休学一年，抓住第二次就得走人，永远不得再踏入普大校门。以这种强硬的政策来督导学生自重自敬，从道德上要求学生，是造就普大学术精英的重要秘诀。
　　摘自《从十大名校看美国式精英教育》，学林出版社出版

荐稿人：lry　2009-09-13　责任编辑：wdl　日期：2009-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