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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17-09-24 【编辑录入:lrylry】 文章出处:《解放日报》2017年9月24日第2版

“大学是科创中心的关键引擎”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研究型大学应致力于基础科研和创新型人才培养
作者:解放日报记者 俞陶然  阅读次数:11650

  21世纪是创新时代,从基础科研到技术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在这一时代,高校承担着什么使命?昨天举行的2017浦江创新论坛全体大会上,清华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邱勇表示,研究型大学应致力于基础科研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并利用多学科优势,积极与国内外企业、政府合作,把更多科研成果更快地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比重

  本届浦江创新论坛的主宾国是丹麦。邱勇介绍,丹麦是一个创新型国家,其创新指数排名世界第6,领先于排名第22的中国。与之相关的是高等教育名次差距,丹麦在全球排名第19,中国排名第104。虽然我国多所高校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从平均水平看,与丹麦等创新型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这就引出了邱校长演讲的主题:在创新时代,大学承担着什么使命?他指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有三大必备要素:拥有国际品牌的行业领军企业和充满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良好的创新生态。这三大要素相互关联:良好的创新生态有助于领军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形成和集聚;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既能催生创新型企业,又可与众多企业开展研发合作。
  “大学是世界各地科创中心的关键引擎。”邱勇说,以美国为例,斯坦福大学是硅谷创新的源泉,硅谷企业总收入的70%来自斯坦福大学师生创办的企业。美国东部的128号公路,与麻省理工学院关系密切。截至2014年,麻省理工校友创办的企业有3万多家,年产值高达1.9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而且30%的企业就在128号公路一带。
  在创新领域,高校有两大特征是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历史长、学科多。邱勇指出,历史悠久的大学要做放眼长远之事,重视基础研究。“我国的研发投入近年来不断提升,但基础研究投入占R&D(研究与开发)的比重还很低,这是要命的。我们要向全社会呼吁,应充分认识基础研究能决定创新活动的高度和持续性,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多学科也是高校的独特优势。以时下火热的人工智能为例,要让机器拥有认知智能,必须引入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哪家企业拥有这么多学科团队?所以人工智能的下一步发展,一定要有高校深度介入。

  加快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高校如何更好地履行使命,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邱勇列举了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做法。近年来,哈佛大学不断更新通识教育体系,旨在培养“全人格”人才,让学生今后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斯坦福大学则提出了“翻转课堂”概念,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堂里能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基于项目的主动式学习,共同研究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教师不再占用很多课堂时间讲授信息类知识,而是让学生在课前完成自学。进入21世纪后,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还都在做一件事:实施全球战略,包括国际合作办学战略。
  清华大学也在积极作为。邱勇介绍,2014年10月清华大学启动改革方案,包括人事制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资源管理、行政管理等7个方面。按照中央部署,清华首先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打造一支与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如加大青年教师培养力度,规定助理教授可以直接带博士;还要求高水平教师必须上讲台,提升本科生教育质量。“我们明确提出,未来的人才培养理念是三位一体,把价值塑造放在第一位,能力培养放在第二位,以往是把知识传授放第一位,现在降至第三位。”根据这一理念,清华成立了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并将学校的招生单位从49个降至16个,从而给学生更大的自主性,让他们经过一年学习再明确专业。本月,清华还宣布成立智能无人系统研究中心等3个跨学科交叉中心,推动科研体制改革。
  在全球战略方面,清华大学的做法值得国内高校借鉴。2015年,该校与华盛顿大学、微软公司联合创立了全球创新学院,共同培养创新人才。“9月14日,我到了西雅图,全球创新学院大楼已经落成。”邱勇说,“第二天,我拜访了比尔·盖茨,探讨下一步与微软在人工智能、生物制药上的合作,将联合筹建一个新药创制研究中心。北京市政府也参与了这个合作项目。”

  记者手记

  基础研究薄弱为何“要命”

  俞陶然

  基础研究位于科技创新链的源头,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这方面投入如果较为薄弱,科技创新会沦为“无源之水”;如果很强,创新活动就具有可持续性和颠覆性。数据显示,过去十余年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R&D投入的比例一度呈下降趋势,曾降至4.7%,而美、英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大多在15%至30%。
  好在政府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科技部部长万钢在昨天的论坛主旨演讲中透露:在2016—2017年国家研发计划项目中,基础研究类占比超过34%;而且我国已建成上海光源、FAST天文望远镜等一批重大科技设施,为国内基础研究和国际合作提供了开放平台。由此可见,“要命”的警报正在解除,当然,我们还要继续缩小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

  除了提高政府投入,投入机制的改革也很重要。不少科技人员对此缺乏足够认识,没有看到项目式资助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局限性。项目式资助的基本操作模式是:政府先发布指南,再对科研团队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立项,项目完成后进行验收。然而,很多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特点,与项目式资助有不契合之处。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机构式资助应成为一种有益补充,这种模式是对优秀科研机构进行长周期的稳定性资助,让科研人员在有充足经费的环境中,进行长期研究,每3—5年接受一次大的考核。为了助力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创新性、颠覆性成果,机构式资助值得在我国进一步推广。


 

 

荐稿人:lry 2017-09-24  执行编辑:lry 2017-09-24  责任编辑:lxl 201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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