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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21-05-18 【编辑录入:lrylry】 文章出处:《文汇报》2021年5月18日第7版

中国第一文物的真面貌
——石鼓文千古之谜破译记
作者:李铁华  阅读次数:1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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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宁寿宫里,珍藏着十枚鼓形刻石,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文物的石鼓。石鼓文上的铭文,上承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金文,下启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的秦小篆。十枚石鼓铭文还是十首四言古诗。
  千百年来,关于石鼓制作的年代和石鼓诗的作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正是唐兰所说,在铭文本身上都找不出什么依据。由于刻石的年代久远,文字古高,加上缺泐较多,而辨者大都没有见过原拓本,这些都是造成误判的重要原因。
  余十年面壁,潜心研究石鼓文,先有五十万字的学术专著《石鼓新响》由西安三秦出版社出版,分十五章详细叙述了石鼓文的破译经过,继有若干论文见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先秦诗鉴赏辞典》、中华书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三期)以及《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时至今日,余在报刊和网站上仍能看到有关石鼓文的考辨文章,年代之争尚在进行。这本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关爱,然而作为如此重要的国之瑰宝,人们不知定论,总是缺憾。余以为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笔者如何从石鼓铭文本身找出依据,破解石鼓文的千古之谜,并确定石鼓制作的绝对年代。
  解开石鼓文年代的关键之一,首先要识别石鼓上的残文。正确识别残文,必须有好的原拓本。所幸余家藏日本昭和十四年大阪骎骎堂出版社的宋安国藏《石鼓文中权本》,印刷颇精,便于识辨。再者,余曾以冶印谋生,因此识辨残文要容易得多。如第四鼓吴人诗中一个残文,余将残缺的线条相连后,丰字立见。丰假为封,作祭祀解,文义立通。第六鼓霝雨诗,“吾来自命”的“命”字,由“天之口”三个字组成,当解为“天子命辞”。
  石鼓上尚有几十个被考辨者称为奇字的铭文,千百年来识者不多。不能识别这些奇文,便不可能通读诗文,不能通读诗文就无法从铭文的本身找出依据。余能识别,得益于理清了古人造字的具象思维皆来自生活的这一基本规律。如第一鼓汧殹诗中“其游散散”的“散”字作“(见图左)”,由“四、走、散”三个字组成。这是人们下河捕鱼,水面上的小鱼四处逃散的会意字。
  不识众多古高奇字,便不能通读石鼓诗,也就不能弄清石鼓文的内涵。内涵不弄清,为考证而考证,多成臆断,故众说纷纭,势所难免。历代辨者于铭文之中大量字书不见的奇字而不顾,仅凭铭文中有不少与秦小篆相合的字形,把石鼓的制作年代定在战国晚期,无疑是本末倒置。其实铭文中有一个字很能证明问题。第四鼓吴人诗中园囿的囿字,田园中从四木会意,作“(见图右)”;而春秋中叶的秦公簋已经变成形声字囿。足见石鼓上的文字比秦公簋要早得多。这对确定石鼓制作的年代应该是十分重要的证据。石鼓上的铭文确实有不少与秦篆相合,这正好证明石鼓文是秦小篆的母体。石鼓上的铭文明显继承了商周金文的传统,如从茻之字不计重文凡五见,春秋战国时的文字大都已省简从艸。王国维《史籀篇疏证》谓籀文上承石鼓文,这是十分精辟的识见。石鼓上如此多文字初创的会意字,不要说《说文》不见,就是籀文中也很少看到。石鼓年代之久远,这些奇字是最好的见证。
  余补缀残文,识辨奇字后乃写定释文,石鼓十诗虽仍有缺文,但已能通读,发现其中九首都能从《史记·秦本纪》中找到相关的记载,唯有第六鼓霝雨诗,说的是洪水之患,《秦本纪》不见记述。是夜,读董仲舒《春秋繁露》,乃知:“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雠。奈何以春秋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春秋之记灾异也’”。《史记·秦本纪》:“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从诗中还可以看到,这场战争伤亡惨重。故文公不仅以洪水之患隐喻伐戎情事,句首《吾来自命》还留下了伏笔,意为伐戎非本愿,乃是遵周天子的命辞。由“天之口”组成的“命”字,既说明文公的睿智,也令吾辈叹为观止。十首诗内容通晓,结论只有一个,即石鼓文是东周初年秦文公由西垂宫以兵七百人东猎,初至汧渭之会到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其孙新立太子,遂邀集诸侯宴乐天子这一史事。这是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四年的一组分章连咏的叙事史诗,不仅是中国叙事史诗的重要源头之一,石鼓诗的出现,正是秦国逐鹿中原的先声,最终一统天下的曙光。
  石鼓的制作年代是千百年来辨者争论的重点。余以为铭文中既然存在大量文字初创的痕迹,石鼓制作的年代不可能晚到会意字已演变成形声字的年代,因为这完全不符合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何况我们已经从铭文本身找出了重要依据,证明它是文公时物。石鼓制作年代的最好证据是石鼓十诗之外,刻在第一鼓汧殹诗第五行下方的一个赘文,虽有残缺,但补出后仍能知其为“奠”字,其形与立鼎相类。文字创制的遗意为香案酒器祭奠先人。这与石鼓不似鼓,埋在地下更像大酒杯是吻合的。正如郭沫若所言:“其意犹今人于神祠佛阁建立碑碣”。《史记·秦本纪》:“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因此。十枚刻石制作和安置的绝对年代是文公五十年,即公元前六一七年。
  最后要说的一句话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石刻馆,有关石鼓的简介,其年代仍以唐兰《石鼓文年代考》为据,定为公元前三七四年,比石鼓制作的实际年代晚了整整三百四十三年,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已知前人事,更结后人看”,为了对先贤和后辈负责,余以为很有必要更改一下,恢复“中国第一文物”的真实面貌。
  (作者为知名古文字学家)



稿人:lry 2021-05-18 执行编辑:ffy 2021-08-10  责任编辑:zjy 2021-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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