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就高等教育发展任务，明确了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其中提出，“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把教授为低年级学生授课作为重要制度。”这些意见切中了当下高教领域的弊端。

　　“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但现在大学生的普遍反应却是：大楼的资源，他们可以利用；但学校里的所谓“大师”，四年书读下来，光闻其名而未见其人。这样的大师，远不如大楼让他们获益，不要也罢。这些话虽然有些偏激，但道出了时下高校对教学不重视的真实状况。

　　由于教师的考核、大学的综合排名主要是以获得多少科研项目、发表多少篇论文为衡量指标，所以，很多大学教师的精力都被导向科研。笔者曾亲耳听得某高校领导“指示”，要把水平高的教授保护起来搞科研，“不能让他们到课堂上去浪费时间”。

　　高校教师不重视本科生教学，既有不合理的政策导向，也跟教授们在其中未能起到好的表率作用有关。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比起职称较低的教师来说，无论是拿项目还是发论文都更方便，社会兼职也多，且有更多的硕士、博士要带，自认为有充分理由不给本科生上课。于是，给低年级本科生上基础课的大量担子被压在青年教师身上。有时候，同一位青年教师要给本科生上几门不同的基础课，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用于备课，一旦走进课堂，因学养不够、准备不足而捉襟见肘的现象时有发生。教学效果差，不但误人子弟，且对青年教师自身的发展也相当不利。今年上半年，上海某高校一名大学生，就因不满此教学状况愤然要求退学，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的较大反响。

　　教授不教，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归根到底是当前弥漫全社会的急功近利思潮的回响。科研的成果可以量化，并且很容易转化成个人或者学校的利益，而教学的付出，很难得到有效的评价，其对学生产生的影响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慢慢反映出来。所以，一方面是科研论文成果的大量涌现，一方面是教学质量的连连滑坡，这种科研与教学严重背离的状况，成了当下许多高校亟待诊治的一个顽症。但分数的虚高又往往掩盖了教学质量滑坡的真相，使得许多人陶醉于教学科研和谐发展的假象中。

　　国家最近出台的教改纲要，从政策上加强高校的本科生教学，这对遏制本科生教学质量滑坡无疑有很大益处。但出台政策是一方面，关键还在于如何落实。多少年来，很多高校对教授给本科生每学年的开课其实有明确规定，如未完成，可作为考核的一票否决制而不再续聘。但现实却是，不给本科生开课的教授不在少数，一票否决制似乎从没实行过，倒是科研任务没完成的教授，受到了考核不及格的处理。而有位科研出色也不耽误教学的教授，竟然传授这样的独门秘诀：规定自己的备课上限，以有限的时间来备课，以无限的时间来搞科研，其教学效果究竟如何，实在是令人怀疑的。

　　只要学校以及教师个人急功近利的科研思想不改变，国家再怎么出台政策，学校可能仍会把那些不教学的教授“保护起来”，而教授包括许多其他教师，也仍然会把尽心尽力的备课，视为是对自己科研时间的一种挤占，对于教学，依然是我行我素的敷衍了事。

　　诚然，要求高等教育办学理念“超功利”，在现实社会恐怕会流于幻想。但这里想追问的是，当我们在实行振兴高校的一系列措施时，是否考虑了应该让谁获得最大收益？据说，科研出精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贡献于社会，但作为教育单位，具有社会意义的最大贡献难道不是教出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吗？现在高校的许多指导性政策，却是让教授们弃眼前的学生于不顾，靠搞所谓的高质量科研来贡献于未来社会，这岂不是有点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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